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也就决不是“文革”运动了。把历史范围扩大一些，如果没有“党的名义”，只有“群众广泛投身其中”，那就只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等“反抗统治者暴政”运动。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只有“党的名义”，那也只是苏联历史上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清洗运动。
    虽然前面分析了使群众投身其中的四种社会因素，但这些因素中反映出的种种矛盾在通常环境下都属于人民内部范畴，当然不足以让群众自发地发动一场“文革”，只是当毛泽东以党的名义发出号召时，这些矛盾才成为值得注意的原因和动力。
    综上所述，把“文革”的三个特点割裂开来，分为所谓两种“文革”，都使其不再是“文革”。因此，即使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观点，“两种文革说”也是夸大、片面和绝对化的。
    三、“这场运动产生了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集团，把‘文革’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的灾难推向了极端”
    “文革”和其他错误政治运动的一个区别，就是形成了两个野心家集团，而不仅仅是领导者犯错误。不指出这一点，就会混淆许多问题的性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究竟是一伙原本就是野心家的人在“文革”中出笼，还是“文革”造就了一批野心家？用通俗的话说，“文革”是不是像《水浒》第一回所说：“洪太尉误走妖魔”？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把矛头指向执政党内的“文革”，出现权力真空，就不会有众多的爬到高位的野心家。在党和国家的基本制度能够得到维护的状况下，一些人即使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各种野心，也会被限制，不致走向反面性质。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减轻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的罪行，而是要从深层次说明，要不使“文革”悲剧重演，只靠“揭、批、查”和审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铲除“文革”的土壤--不受人民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否则将把“文革”带来的教训简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