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97年版日本的教科书
    在介绍2002年日本中学社会科教科书送审本的时候，我们用1997年版教科书作为参照。应当承认，尽管1997年版的教科书在侵略战争的记述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毕竟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客观的描写，也触及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与战后日本进步力量在侵略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进行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以家永三郎先生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历史学家，为了在教科书中反映侵略战争的史实，同右翼和保守势力持续进行了数十年的艰苦的斗争，包括进行了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
    1952年，当时担任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的家永三郎先生为日本的中学编写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并于1953年开始发行。家永先生根据战后揭露出来的许多确凿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和“从军慰安妇”等历史史实，批判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性战争。
    但是，家永三郎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理由是“正确性与内容的选择上有明显的缺欠”，“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与日本的教科书的目标相去甚远”（注：〔日〕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十年》，ぼるぷ总联合发行1974年版。），等等。家永先生在修改后于1964年重新提出申请，又被审定有293处不合格的地方，要求他必须修改。 家永先生感到气愤，因为许多被要求修改的地方直接涉及日本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而这正是家永先生认为不能含糊的原则问题。针对文部省的审查违背了日本宪法关于保障表现自由，保障学问自由和保障教育自由的原则，家永先生在1965年6月12日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了诉讼，又在1967年6月23日以文部省为对象提出第二次诉讼。在这以后，针对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的力度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家永三郎先生于1984年1月9日又以日本国家为对象提出第三次诉讼。从而开始了漫长的学者同日本政府之间的诉讼过程。
    那些被文部省审定后要求必须修正删改的地方大部分与日本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有关，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有：
    （一）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识
    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明确指出了日本与中国之间战争的侵略性质，在许多地方使用了“侵略”一词。但是，日本文部省反对使用“侵略”一词认定战争的性质，提出“‘侵略’一词是含有否定意义的评价，在教科书中把这种含有否定性价值评价的语言用于本国的行为，对于下一代国民的教育不利”。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用“武力进出”一类“客观性”的词语取代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注：〔日〕德武敏夫：《家永诉讼の四分之一世纪》，あずみの书房1991年版。）
    （二）关于侵略战争对日本人民也是一场灾难的认识
    家永先生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以十分鲜明的观点指出：由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是空前的灾难。而文部省认为这样的认识是对战争中日本立场和行为的片面的批判，说这样写历史过于强调了战争的阴暗面，不能使学生对处于战争灾难中的日本的立场和行为有正确的理解。（注：〔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三·一六教科书审判》，1993年。）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认识
    家永先生在编写教科书的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所以他在书的正文中还没有对事件本身进行具体的叙述，只是在注释中明确指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即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而文部省对这样的注释也不同意使用，称：“根据这一注释，可以被理解为占领之后军队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但不能这样解释，应予以改正。要说明那是在‘混乱’之中发生的事情。”（注：〔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通讯，第316号，1994年8月20日。）
    （四）关于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揭露
    家永先生的教科书是在日本比较早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迄今为止还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教科书中使用为时过早。”（注：〔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三·一六教科书审判》，1993年。）
    （五）关于日本军队奸淫妇女的行为
    家永先生在教科书中痛斥了日本军队在战争中对和平的无反抗能力的妇女的施暴行为，文部省的审定意见则认为：“奸淫妇女的事情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战场上都有发生，这不是日本军队所独有的事情。”（注：〔日〕教科书检定诉讼を支援する全国连络会：《三·一六教科书审判》，1993年。）
    此外，在关于朝鲜人民的抗日运动，关于“冲绳作战”问题和有关日本历史的许多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上，教科书与文部省的审定意见都有明显的分歧。
    对以上文部省要求修改的审定意见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是反对通过教科书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讲述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真实，而按照那些审定意见讲述“光明的日本”的话，所宣扬的仍然是战争时期的天皇神圣的“皇国史观”。
    家永先生认为，如果听任文部省和日本政府对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将会对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作为教育家，他特别重视教师和教科书对于年轻一代的教育示范作用。他认为教师担负了重大的社会责任，对于过去战争的历史责任，必须向学生说明，否则不可能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他一再以自己的经历和教训告诫日本的教师说：“我在战争期间就当了教师，使用的就是这样的教科书。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是由政府规定的，不许使用其它的教科书，不许教师独立编写教科书介绍自己的观点。我自己虽然没有到战场上去作战，但我并不感到轻松。因为我教过的学生都上了战场，有的战死了。一想到是我用那些教科书教育了他们，我就觉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认为未能制止战争也是应当反省的。”（注：〔日〕教科书裁判国际委员会：《世界が报じた家永教科书裁判》，エイテル研究所，1998年。）家永先生认为这是“无作为”的责任。关于教科书，他也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他指出“战争期间编写教科书的骨干都是由日本陆军教育统监部的军人担任的，所以他们在教科书中竭力鼓吹效忠天皇，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注：〔日〕德武敏夫：《教科书の战后史》，新日本出版社，1995年。）正是出于对侵略战争的痛恨和憎恶，家永先生决心用毕生的力量为维护教科书的科学性而努力，这就是教科书诉讼进行了32年之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