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个性主义的双重功能及其特点
    在“变教”的理趣上，中国“五四”的个性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灵犀相通的底蕴；双方都代表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价值质变要求。众所周知，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就是个别资本在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这样，中西双方的“启蒙”都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以整体主义泯灭个性，以权威主义贬抑人权的中世纪式的价值系统，并不约而同地将新价值的根本点归结为个性自由。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五四”的个性主义作为被迫引进“救亡”理性，它又承担着西方个性主义所不具备的“救国”功能；双方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种个性主义在现实运行中各自的独特表现。
    第一，两种个性价值的历史走向貌合神离。西方的启蒙运动在质底上是为资本主义呜锣开道的运动，因此，它所倡导的是与个人财产权联系在一起的强调自我利益，自我实现的个性主义。这种个性主义在它自发的萌生时期就急于索回被中世纪剥夺了的“天赋权利”，于是表现出某种试图割断与社会联系的倾向。它甚至发展到：“在最下层人民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自己已从国家及警察力量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国家本身要求受到尊重的权利就是非法的，它自己就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而且没有人再相信法律的正义性。”（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7页。 ）尽管这种极端的个性主义后来经过西方社会的整合而被发展为“合理的个人主义”，但它以个人与社会的分立性为基点的价值取向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中国“五四”的个性主义由于其价值旨趣联结着民族救亡的大业，而“救亡图存”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五四”的个性主义从一开始就与集体主义处于交相缠绕之中。在“五四”新青年看来，阻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最大障碍，就是以“三纲五伦”为底据的旧价值框架，它使得中国民众认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昧状态，从而在等待“他救”的奴性人格中失落个性和主体性，--在与己无关的“看客”心态中坐视祖国的沉沦而拒绝参与改革。据此，“五四”个性主义的价值思路被设定为：立人--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卓而不群的个性，改变“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而致“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民族”--的实践理路，从而将个人解放与群体（民族）复兴的使命联成了一体。“五四”新青年将“个性自由”发用为民主与科学。“民主”的真涵被定位于：只要每个人自据主人的主动地位，便能够“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服从之，自定权利而尊重之”（陈独秀语），使既无人权又无国权的“沙聚之邦”由此成为真正的“人的国家”，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学”的意义实际上被设定为：依照“觉醒的个性”价值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科学”判据，即将“科学”作为新价值格度的“绝对命令”--一切传统价值都必须在“科学”的“标准”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由此可见，个性主义的兴起，在欧洲引导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资本主义运动，而在中国“五四”，则感召了一个以解脱民族生存困境为目的的救亡运动。
    第二，两种个性价值的重心大相径庭。西方的个性主义既然看重个人的权益，因此其重心无可规避地落在了追求世俗幸福的物质层面，因为现实的物质利益就是世俗幸福的标志。事实上，西方中世纪社会转型的源头就内在于这种个人对世俗幸福的追索之中：当“文艺复兴”所诱发的个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浪潮漫出了神圣的他律化的基督教道德堤坝之后，本真的个性主义便释放出长久被禁欲主义囚禁着的创造灵性，而伴随着这种以逐求功利为目的的创造灵性指向整个社会，带来了近代科学的昌盛和市场经济的确立。然而，与之相傍的另一个明显的事实却是：道德神圣感的日趋暗淡和人在物欲、肉欲、权力欲中可能的陷溺。“意大利人在十六世纪初已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严重的道德危机中间，就是最好的人也逃脱不掉”。（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7页。 ）这种社会性的道德危机尽管以后经过西方人的调整有所缓合，但个性主义偏重物质层面的倾向却始终没有克服。而中国“五四”的个性主义意在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立人”，因此其价值重心自然指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层面。“五四”新青年们大都并不垂慕个人的物质利益，却心驰神往于“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在这方面，青年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堪称其典范。“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倡言：“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而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毛泽东用中国传统的“修己以安人”的“主观道德律”来阐述“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认为“利他”行为不过是精神上的“自利”，也即实现自我的手段。而且，“自利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之价值。”（注：毛泽东：《讲堂录》。）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精神个人主义”扬弃了西方重物质轻精神的“个性祈向”，使“利己”与“利他”并进互补，实现了西方“个性解放”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修己安人”理想的融汇统一。
    第三，两种个性价值的效能大异其趣。西方的近代化是一个自然沿革的过程，它循序演变，经历了由“文艺复兴”（变教）→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变政）→工业革命（变器）的过程。这体现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途径是自我更新与自我改造：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西方“文艺复兴”步入名为“复古”而实为“革新”的路向，启蒙思想家在复兴古希腊、罗马璀璨文化的旗号下，张扬崭新的人文主义思想，让世俗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悄然崛起，无形中突破了教会、国家、家庭等集体的传统权威。然后，已经被社会认同的“个性主义”价值观伴随着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因素向各个领域辐射，先后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并最终实现了近代化。由此可见，个性主义价值认同系统的确立（变教）是整个近代化进程中“首先解决”的前提问题。而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源于时代文化（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挑战而被迫“变迁”的过程，它携伴着传统文化的惯性运动，“按照损害最小，获利最大的原则来学习西方”。因此它逆行着西方近代化的运演历程，经由洋务运动（变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变政）→“五四”新文化运动（变教）的途径。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在中国故有文化结构的所有要素中，文化价值认同系统是最不能适应近代化的深层“基因”，它植基于“三纲五伦”的整体原则与权威原则，从中不能演化出工业文明所需要的个性主体精神。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路向必然与传统价值的方向背道而驰；它不仅无须“复兴”古典文化，相反却毫不留情地批判故有文化的传统。由此可见，“五四”个性主义的效能在源头上就不同于西方的个性主义。西方的个性主义作为传统文化模式合历史逻辑的自然演化产物，起着社会整体转型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作用。而“五四”个性主义作为克服社会转型最后难关而不得不引入的外域价值，发挥着试图最终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解决”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