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章的修改是指一定的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对现行党章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正和改动，使党章的规定更加科学和规范，能够适应发展和变化了的情况。适时地对党章进行修改，是党章的发展规律，是党的建设富有生命力的规范制度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章的修改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章修改活动是在1923年6月举行的党的三大上进行的。其修改的对象是党的二大制定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注：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学术界对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实际上起了党章的作用”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在王子恺、于云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和范平、姚桓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党章研究》等著作中都持这种看法。但是，对于党的一大《纲领》的文献性质，究竟如何认定的问题，是属于“纲领”，还是属于“章程”，对此有不同认识和说法。叶笃初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著作中对此问题作过考证，指出：认为是纲领的，主要是依据文件的名称及一大确定党章由“中央局起草”交二大通过，三大提出“第一次修正章程”这些事实；认为是章程的，主要是从实际内容来看，而且当时的与会者及后来的中央领导人，也都不把这个文件看作是党的政治纲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专家C·Martin·Wilber研究了陈公博在1924年提交的《第一个纲领》英译文，认为应当属于党章性质，因为内容范围只是“党的名称、目的、党员资格的规定和党的组织机构”。他还援引了另一个专家约翰·N·哈泽德的意见，从渊源上来说，同1903年俄国党纲无法相比，因为俄国党纲有长段的理论回顾与阐明；倒是在一些基本概念，比如组织结构、纪律等方面，与俄国党章有相类似的地方。相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关于《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说明中所作的分析和论证是这样说的：过去，一般的党史书都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近几年来又说是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年表》则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年表的记载，为什么同一般的说法不同呢？查阅1922年至1925年出版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个党章是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一大并没有正式通过党章。从内容上看，这个文件既列了党的纲领的条文，又列入了入党条件、入党手续、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等完全是党章性质的条文，可见，这个文件并不是只是党的纲领。这就是说，这个文件既不只是党章，也不只是党的纲领，而是将党的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文件。按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转载的兄弟党的文件看，这种将纲领和章程结合在一起的文件通称“党纲”。我对这种看法持赞成态度。）。此后至今，中国共产党先后修改并通过了9部党章、2个《修正章程》、1个《修正章程决案》和1个《部分条文修正案》（注：它们分别是：二大、六大、七大、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四大和十五大党章。三大修改的《第一次修正章程》和四大修改的《第二次修正章程》。五大修改的《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十三大修改的《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中包括7次较大修改和6次较小修改（注：这里所说的较大或较小修改主要是根据党章修改的内容或结构形式两个方面的改动幅度来划分的。7次较大修改的党章包括五大党章、六大党章、七大党章、八大党章、九大党章、十二大党章和十四大党章。6次较小修改的党章包括三大党章和四大的修正章程、十大党章、十一大党章、十三大的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和十五大党章。）；民主革命时期对党章先后进行过5次修改，建国初期对党章进行过1次修改，“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党章进行过2次修改，粉碎“四人帮”之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徘徊时期对党章进行过1次修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已经对党章进行了4次修改。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及其有关文献（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党章的修改都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的，仅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在党的五大之后由中央政治局进行修改和通过的。由于党的五大是在特殊时刻召开的，其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刻的任务，没有可能详细讨论修改党章问题，只好通过了一个《组织问题议决案》，确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并委托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以后进行党章修改工作。），在了解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演变的同时，不难发现党章的修改还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今后党章的修改工作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党章的修改是以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前提条件的，但同时也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是一个涉及党章修改的认识论基础的问题。党章的修改需要征求意见、拟出草案等一些技术上的直接准备工作，更需要有必要的思想理论基础、组织准备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后者是一种更重要的、也是更深刻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思想理论及组织准备和实践经验积累到什么程度，就只能将党章修改规定到什么程度。任何一部党章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有自己的时空烙印。中国共产党的历次党章，正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的重要表现，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党员成分、组织形式、领导制度到纪律规则等，都在党章中得到完全或部分的反映。离开了时代的思想理论条件和实践条件，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修改了的党章。但是，可以说，党章的修改仅仅是经验的反映或者党的建设状况的直接描述是不够的，党章的修改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不是对经验积累的否定，也不是完全脱离党的建设现实性的超前，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超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章修改的超前性和现实性是统一的。超前性是必须在现实中孕育着“应该”与“可能”的超前性，超前性是政党活动规律和党章规范功能的题中之义。对此，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强调说：我们修改党章“不只估计了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同时又估计了将来的情况而决定的”[1-1]。这就要求每次对党章进行修改，都不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应该而且能够实行，而且在将来一定时期内也是能够实行的。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修改的党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