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评孔论战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两本著作中：一是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一是由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之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在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采取了一种时段性认识方法，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民国初年至中国大革命之间文化思潮演变的一个事件和一个纽结，因而在涉及评孔论战时，视阈宽广，立点很高，既免于就事论事，也没有陷于大而化之。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深挖了论战的参论者所支持言论的历史观、文化观、价值观与现实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本书对于参论者的了解和把握就十分准确，无可争议了。而是说，这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值得借鉴。在论述中，本书的一些结论暴露了比较偏颇的缺陷。如，书中说道，以《新青年》为最突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我们在其所反对的方面看到的是对全部文化遗产更彻底的--更全面的抨击，这是整个运动的特点”（第471-472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对“全部的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更彻底、更全面的”抨击，是可以讨论的；由此，这种“抨击”是否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点，也就值得斟酌了。又说，“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第474页）。“更高层次的批判”，是指批判者所掌握的理论与方法，还是别有所指，这都还有讨论的余地。又说，“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第479页）。文中所使用的“全面”、“全盘”是否正确、合适？姑置不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鲁迅身上，手段与目标、现实与理想的统一，是十分鲜明的；通观鲁迅一生，这“两个统一”，贯穿其文化生活的始终。在讨论中，本书使用了大量的概念和术语，其中不乏商榷之处。
    由于《西方学者论五四》是一本论文选编，因而很难从总体上把握它，只能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分而论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思想史权威本杰明·史华慈从长时段的角度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涌动放置于1919--1949年这段特定的时间内考察、分析，将评孔思潮（五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作为各种新文化、新思潮产生的背景，换言之，从五四时期文化思潮变化的角度，探讨了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他认为：“有一种观察1919年以来中国历史的方法，它倾向于肯定五四对于以后历史的决定性意义。这种观点认为，五四运动为一幕终于在1949年共产主义的胜利中达于高潮的戏剧奠定了情节。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争论而最后出现了三条解决现代中国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和新传统主义。民族主义自然是五四时代主导的激情，但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思潮，而是一种弥漫并制约所有三种途径的普遍倾向。在随之发生的剧烈冲突中，自由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终于挫败，而马列主义则取得了胜利。”（第11页）“无论从五四之前的角度或现在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它都可能不再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唯一决定性转折点。尽管如此，但它毕竟被证明是在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变迁中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巨变迄今尚未终结。然而，无论五四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其终极意义为何，对于我们这些距离这段历史五十年的中西中国学者来说，它仍然继续保持着一切人类戏剧的永恒魅力，这种魅力是所有人们持互相冲突的信仰和主义而面临痛苦情境的戏剧所共有的。”（第14页）文章关于“转折点”的深刻而富于感情的论述，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华裔美国学者、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博士在评析了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后，站在知识分子“反叛传统”的角度，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与不足，同知识分子反叛传统密不可分：“五四运动的主要功绩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随着旧的政治结构、农业经济的迅速解体，以及新的民族工商业的崛起，绅士、地主、官僚的显赫地位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中的新生力量向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以及地主官僚的统治发起冲击，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工商界的反帝行列，这种现象被某些历史学家称为‘知识分子反叛’。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十分引人注目。传统伦理、教义、偶像、权威等等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几近荡然无存。年轻一代对新知识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迫切，新的标准和规范开始形成，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亦由此确立。”（第27-28页）他又说：“承认‘五四’的功绩并不意味回避其不足。对于中国传统，当时的改革者缺少公正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旧的传统阻碍改革与进步，造成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要改变这种状况，扫清前进道路，就必须矫枉过正。结果儒学和祖国遗产（包括其合理内核、精深大意）遭到全盘否定。改革者们对传统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存在着浅薄、缺乏鉴别和简单化的弊端，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在引进和介绍外来文化时盲目轻信，大谈各种‘主义’，却未认真考察其内容是否适用，因而在吸入或排斥的选择上显得头绪混乱。但这也是文化巨变时期的通病。‘五四’时期中国改革者们的缺点还表现在，对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过于自信，以为短期内即可在中国实现。完成如此庞大的文化和社会变革，需要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建设性工作，而当时知识分子在处理大量复杂棘手的问题是，缺少应有的耐心和毅力，急于求成，试图几年内在中国成就西方经过几个世纪努力尚未完全成就的业绩，这实属不切实际的幻想。”（第29-30页）囿于西方学术思维方式和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了解的程度，作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绩在某些方面有所夸大，而在缺陷上对有些缺失又有所夸张。这往往是西方学者讨论中国历史的通病。华裔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余英时博士针对学术界认为五四新运动中“反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具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提出了一种颇为新鲜的观点：“‘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至发展确是有关系的。但是一般的历史背景与部分的领导人物的相同是不是中共兴起的充足条件呢？至少我个人不敢作肯定的答案。……这些浅近的史实给我们指出，反传统与共产主义之间同样没有必然的关系。共产主义可以伴随传统反传统运动而出现；反传统运动却不必会带来共产主义。反传统运动也可以为共产主义尽开路之功，而共产主义之兴起却并不必然要反传统运动为之前导。因此即使我们承认‘五四’运动所开反传统风气曾经促成了中共的兴起，我们依然不敢相信；如果没有‘五四’，中国便不会产生共产主义，这样看来，根据中共之兴起来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显然也是一种错误。”（第37页）与学术界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政治归宿的差异不同的是，美国斯垣福大学教授夏洛特·弗斯博士显然对于“过程”的关心超过了“结果”。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由关心文化到关心政治的转变，只有一步之差，他影响着每一个人的方向。”（第99页）
    西方学者的研究，在一些具体的看法甚至结论上，虽不免往往情感化，以至失于偏激；但是，他们在讨论问题时，重视着眼于大局，善于切中要害，特别是擅长分析文化思潮的社会心理、文化精英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个性，是值得借鉴的。
    总之，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论战研究予以总体评估，结论是：第一，虽然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整体程度较高，但是，其中评孔思潮之研究十分薄弱，其研究水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研究专题比较，有很大差距；第二，从研究的阶段来看，学术界关于五四时期的评孔论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而且，其中存在若干空白地带；第三，为了进一步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为了探寻中国文化发展在五四时期的转折与走向，必须加强和深化关于五四时期评孔思潮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