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过程
    一般地说，当一场危机出现之后，相关国家处理危机的决策过程大致经过四个步骤：（1）作出初步反应，观察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收集有关信息，分析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2）制定对策，估量这场危机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分析影响危机前景的因素，对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案进行利弊比较，首先采取外交行动，同时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作出准备，协调盟国间的关系；（3）确定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向对手发出警告或威慑信号；（4）作出最后决断，采取军事行动，并明确这一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处理危机的实际过程中，这四个步骤不可能截然分开，往往互相交错。其中，发出警告和威慑信号是十分关键的一环，危机有可能在这时被成功地制止。如果警告失效，被迫采取军事行动，危机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但军事行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通常是有限的，战争被控制在局部范围。
    中共中央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带有典型的危机处理性质，其过程也大致符合上述一般规律。现简述如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美国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28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名义发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这时局势尚未完全明朗。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并派人入朝同金日成保持联系；但他们仍按原计划签署了1950年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的决定（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虽然中国初步反应的重点是反对美国侵略台湾，但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美国要借机实施干涉亚洲事务的一揽子计划。周恩来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注：刘武生、杜宏奇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129页。）。
    尽管朝鲜战场的形势最初看起来是一边倒，但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7月初，周恩来估计：朝鲜战争不可能轻易结束，将是一个持久复杂的斗争，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要看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才能确定（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为此，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对策，并着手准备。7月7日、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商定保卫国防和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34页。）。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商讨中国应采取的措施。第二天，毛泽东指示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此后，中国领导人的忧虑不断加深。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推测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注：孙宝升：《毛泽东曾预言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载《军事史林》1990年第5期。）。8月23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经对朝鲜战局研究，得出同样结论，并认为美军登陆在即。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决定：严令东北边防军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保证随时可以出动：并速将敌军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的情况告诉朝鲜政府和苏联政府（注：《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137页。）。此后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强调，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逆转。毛泽东猜想的最坏情况成为现实。
    自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便不断采取外交行动。8月下旬，周恩来多次致电联合国安理会及联合国秘书长，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要求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同时，就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空军侵犯中国领空提出控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外交行动作用有限，不可能起到缓解危机、制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作用（注：联合国安理会迟至10月下旬才将中国控诉案列入议程，并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讨论，但此时朝鲜的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开赴朝鲜。）。
    9月下旬，中国发出警告信号。21日，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明确指出：由于联合国不承认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国对联合国也不承担任何义务。几天后，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与潘尼迦的谈话中强调：鉴于美国飞机已经对中国东北进行轰炸，中国决不会忍气吞声，不作出反应。潘尼迦表示，如果中国作出强硬反应，将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八年甚至十年。聂荣臻当即回答：“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杀死几百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注：有关聂荣臻谈话的内容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印度政府很快将上述谈话内容通报给英美两国。
    9月29日，在美国公开宣称将向三八线以北进军后，中共中央决定对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企图予以严正警告。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大会上作报告时声明：“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页。）。
    10月1日，中国收到金日成首次向中国提出的紧急出兵援朝的请求；随后，又得知南朝鲜军已越过三八线，美军也准备就绪。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警告说：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66～68页。）。事实上，这是宣布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潘尼迦在给印度政府的报告中称，中国人的决定是“最终的”，美军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朝鲜冲突的扩大化（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p.850.）。美国政府很快收到了有关信息。
    10月上半月，中共中央的决策进入最后拍板阶段。在毛泽东主持下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究竟是否出兵援朝。10月2日凌晨，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内容是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但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不一致，这份电报很可能没有发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9页。这本文集在注释中说明，该电报没有发出。）。当日下午，毛泽东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让他转告斯大林：现在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可能会承担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目前最好“不派出军队，同时积极准备我们的力量”。毛泽东说明：“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4，105～106页。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54页。）。同时，他要求派遣周恩来和林彪赴苏直接同斯大林商量。然而，经过进一步讨论，政治局于10月5日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讨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他在会上强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8日，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注：《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第111页。）。
    在志愿军出动前，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是同苏联商讨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的问题。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与斯大林会谈。由于事关重大且情况紧急，中苏磋商时间不长，但过程一波三折。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作具体叙述，只想指出两点：第一，由于斯大林不愿立即提供空军掩护，志愿军出动的具体时间有所延误，但事实上中国出兵的决心没有动摇。第二，这次会谈其实是中苏之间最后的讨价还价。因为中国需要从苏联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和保证，而深谋远虑的斯大林在没有证实中国参战的决心之前并不打算松口。在志愿军首次作战后的第五天，苏联空军第一次出现在鸭绿江上空。这个时间比斯大林最后允诺的两个半月早了不少。不过，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任务是保卫后方和交通线，始终没有承担掩护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10月19日，彭德怀率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25日，打响入朝第一仗。至此，出兵决策的过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