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策中的难点和关键问题
    现在的研究表明，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但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反应相当迅速。与此相比，中国对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反应则慎重得多，决策过程也长得多。考察中国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决策者们面临的三个基本困难：
    第一，来自美、苏两方面的原因和朝鲜战局的发展使中国处于被动卷入的地位。战争爆发后，美国立即实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并把朝鲜问题和中国的台湾问题连到了一起；面对美国出乎斯大林意料的行动，苏联却很快确定了竭力避免同美国对抗的政策；在朝鲜人民军遭到重大军事挫折之后，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这样，中国就被推到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前台，被迫进行出兵决策。
    第二，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美国是中国的明确对手，而中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这不仅是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直接对比，还包括双方在处理危机时拥有手段的多寡，政策选择余地的大小。除军事力量之外，美国可以动用经济制裁、施加外交压力、调动盟国参与等手段。而中国所能动用的手段有限，惟一可能有效的办法就是出兵参战。
    第三，中国的决策是在极不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面临的变数多，风险大，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同的选择将引起不同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不同的后果。然而，关系重大，不容失误。中国领导人必须为决策的后果承担责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极其沉重的压力。
    上述困难使中国领导人在决策时着重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应不应该打。从原则和统一思想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抗美援朝决策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周边事务时必须考虑的两个要素：一是国家安全的基本需要，二是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原则。这两者互相联系。即使没有冷战这样的大背景，中国也不能允许另一个大国侵略我们的邻邦，并把它的军事势力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家门口。如果对此置之不理，我们国家就没有安全可言，没有国格和尊严可言。所以，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注：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周恩来说：我们“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做出打的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不由中国决定，而由美国决定。当中国再三发出警告后，美国完全不予理会。究其原因在于美国的决策者认为：（1）中国没有力量与其对抗；（2）中苏同盟的存在应使中国采取和苏联同样的不卷入政策；（3）在中国的警告中没有明确宣布出兵参战（注：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82页。该书第四章第三节叙述了美军跨过三八线之前，美国决策部门预测中国的反应及是否出兵的情况。）。显然，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出现了严重失误。中国军事力量的状况决定了中国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必须隐藏自己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判断失误的关键原因在于它过低估计了中国的能力和决心。事实上，正是美国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促使中国领导人最终得出了必须出兵参战的一致意见。正如毛泽东稍后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义的。”（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第二，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决策的利弊得失的比较。凡决策都要权衡利弊得失，而任何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当危机到来时，决策者常常处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境地，决策的第一步还不是设法争取圆满的结局，而是要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化被动为主动。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决策期间，主张不出兵的主要顾虑是军队的装备训练尚不充分，派几个师到朝鲜未必能起很大作用；更主要的顾虑是国内困难太多，新中国需要一段和平时间来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从事建设（注：参见《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321页。）。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出兵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第一，东北特别是东北南部是我国最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如果美国大兵压境，我国也不可能安心建设；第二，如果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建立防御体系、工厂搬迁、在一千多里的防线设防，同样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军力，而且年复一年；第三，如果对美国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第四，我国在精神上将长期受到威胁，我国周围的国家也会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也将因遭受打击而消沉（注：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3～75、112～114页。）。与此相反，出兵参战则可能扭转全面被动的局面。正如周恩来所说：“如果给（美国）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注：参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页。）同时，人民军队同美军相比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即使同美国较量，也有取胜的机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利弊比较，毛泽东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04页。）
    第三，出兵参战的目的、参战的前景和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危机处理的最后决策阶段，行动的目的、前景和目标都必须加以明确。抗美援朝决策也是如此。关于中国出兵的目的，已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八个字所说明，无须赘述；而关于后两点，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参战后面临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中美两军在朝鲜形成僵持，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使中国现已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无法进行，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的不满。中国必须准备应付这种最坏局面（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98页。）。不过，这只是中国领导人估计的最坏情况，而不是最可能的情况。中国领导人同时还认为，由于有中苏同盟存在，如果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就会变为全面战争、变为世界大战，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实际不大。周恩来指出：“美国如果敢不顾一切发动世界大战，我们就把这叫做铤而走险，因为美国事实上还没有准备好。不到二百万的军队，是不可能进行什么世界大战的”（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92～93页。）。
    中国领导人估计的第二种可能是，中国出兵能顶住美国的进攻势头，使其受挫，使战争局部化，然后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中国出兵的目标也据此设定。10月24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5～76页。）此后，他又反复批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美国知难而退”，使战争“局部化”，“迫它接受和平”。这种可能性要大些，也是我们所要争取的。“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要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可以争取这种可能的实现的”（注：《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92、109页。）。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在紧迫的形势下采取了民主方式，这使得对各种方案的利弊比较相当充分，这就为最后下决心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决策过程与行动的准备过程并行不悖，这使得决策一旦确立便可立即付之实行；参战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根据客观形势，依照量力而行的原则确定的。从安全战略和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看，这一决策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