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超越“激烈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剧烈社会震荡”的改革陷阱：社会动员的基础和运作
    众所周知，后发国家的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强政府”来承担组织动员的角色，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大社会里进行超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社会主义改造，其任务之繁重和困难之艰巨对国家社会动员能力提出很高的需求，这是中国周边面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法相比的。从决定国家动员能力强弱的基本要素构成上分析，到1955年夏季中国已经具备了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战略所需的社会动员基础，具体地说：
    第一，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价值观的社会认同程度看，虽然建国后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发生过几次争论，比如关于东北农村党员雇工问题、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问题、关于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问题等，但是只要留心分析，这些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不是对中国是否需要社会主义改造的争论，而是对改造从何时开始、改造的速度和节奏如何把握等问题的争论。建国初期，由于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许多问题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争论，可唯独对把个体私营经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引向社会主义前途，也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党内思想认识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即使在群众中，虽然存在着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两种积极性，但是对社会主义前途却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合作化集体化作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价值认识和价值取向是得到了最广泛的社会认同，这是超大规模社会动员所能发动的思想认识基础。
    第二，从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层在社会中所取得的权威程度看，由于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真正地独立和自由，中国人民由此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尊严，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就高效率地完成了经济重建目标，这些举世公认的成就折服了饱受外强欺凌和内部压迫的中国人民，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取得了此前任何执政力量都无法比拟的群众支持和政治权威。再从建党以来的历史看，在延安时代逐渐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保持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其间虽然出现“高饶问题”，但由于处理及时，没有使党内领导层之间的团结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抗美援朝的胜利和“三反”、“五反”运动顺利开展，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英明的治国举措在国内民众中赢得了空前绝后的政治威望。这种崇高的威望足以使由中共发出的任何号召都将得到社会公众的热烈响应。
    第三，从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形式的完善程度看，和“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员主要依赖领袖个人威望和魅力不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社会动员是依赖高效统一的科层体制完成的。建国后，在单一制国家结构框架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1953年大区的撤消和“一五”计划的实行，原来由中央统一领导和以大区为首的地方分权并存格局发生了变化，逐渐由中央领导下的区域制转向中央高度集权制，表现在经济上是随着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形成向上集中的行政主导体制。在实践中，形成横向上的党对政府集中，政府对群众团体和经济文化组织集中和纵向上的中央对地方、地方对基层单位、基层单位对公民个人全方位的单向性集中和控制。这种极具动员效率的组织体制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初步形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提供了完善的组织形式。
    正是由于在五十年代中期上述这些决定社会动员能力的基本因素已趋成熟，这样使得强化社会动员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可能，进一步将可能转化为现实并最终导致社会主义改造目标的提前实现乃是社会动员强化动作的一个并非特别意外的结果。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社会运动相比，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动员的运作同样是以思想批判开路，综合运用了领袖威望、富有动员经验的干部队伍、舆论先导和反复宣传、典型示范和引导、令人向往的目标和通俗易懂的口号等手段，辅之以必要的物质利益和政策法律保障。但是，社会主义改造中社会动员的动作也体现出与其他社会运动的社会动员不尽相同之处，正是这些独特之处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完成的同时，又化解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给社会稳定带来的震荡风险。
    第一，虽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的，但是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却更多地依靠各级干部去组织实施，而不是摘撇开各级干部仅仅依赖领袖个人崇高威望直接动员基层群众。社会主义改造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限于经济技术原因，作为现代社会动员的重要载体大众舆论传媒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加上中国被动员对象的特殊性，如大量的文盲半文盲连报纸也读不懂、千差万别的方言使普通话广播效力受限，这些因素的存在从理论上说应当使社会动员受阻，可现实情况是信息流通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却让人吃惊，如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956年1月正式出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该书出版的消息稿送给毛泽东签发，毛泽东却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卷第38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为什么报纸电台没发消息，书中的重要思想却迅速传遍了穷乡僻壤呢？显然，各级干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1955年9月该书首次编辑时，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书名印出400本样书发给了参加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负责同志。实际上，在社会舆论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动员对象，这种依靠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通过召开会议、学习文件等面对面的宣传动员，实践证明是十分有效的。此外，对于合作化集体化，各级干部所以热情很高还因为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起来对做管理工作的人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便利，十分有利于当时困绕各级干部的难题--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和修复1954年洪灾导致的水毁工程。这样，合作化集体化不仅事关亿万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是各级干部管理上的需求，二者结成利益的共同点，使得动员效率倍增，且有利于及早发现因社会变革萌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迹象并及时予以疏导和遏制。
    第二，动员目标自身的道义性和动员机制的巧妙契入，既吸引激发了群众合作化集体化的热情又使得容易引起社会震荡的非集体化行为失去了合法理由。今天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了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命令现象，这是就实践而言的，如果单从遗留下来的当年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文献中，不但找不到“强迫”、“命令”的字样，而且还明明清楚地多次反复强调“自愿”原则，即使是为发动高潮而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也同样对农民合作化言明“入社自愿”，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指导原则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呢？既然合作化是强迫命令实现的，为什么合作化之后没有出现全面的反合作化思潮和运动呢？首先，这是因为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目标具有强烈的正义性和道义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按当时的宣传，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特别是它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避免当时业已出现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富裕。正如毛泽东当时考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名时曾经提出的那样，叫《五亿农民的方向》。用这种极具正义性和道义感的价值目标来动员群众，理所当然地会吸引和激发群众的热情，受到群众的拥护；其次，在群众被动员起来后，通过一定的仪式对群众的热情加以肯定和褒奖，最终促成这种热情转变为合作化集体化的实际行动。这个过程就是高潮时出现的敲锣打鼓、热火朝天、捷报频传、热闹非凡的情景。从现象上看，土地、耕牛是农民“自愿”送到社里的，私营工厂商店也是资本家主动交出来的，虽然确也存在着“白天在外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情况，但外在形式上，都是“自觉自愿”的，而且还通过了公开的仪式（如领导机关出面接受群众要求改造的喜报）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公开“自觉自愿”形式，使得许多合作化后的社员、私营工商业者即使产生了退社、要回工厂商店的念头也因无法自己否定自己之前的行动而作罢，而合作化集体化目标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道义性使得非合作化行为丧失合理性，受到社会嘲弄。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加速实现和保持社会稳定过程中，社会动员机制发挥了极其巧妙的作用。
    第三，动员策略上尽量减少对立面，扩大动员面，缓和社会冲突，减轻因利益调整给社会造成的紧张和压力。与战争、土改动员不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采用制造加剧阶级对立和冲突（如诉苦会等）来激发动员群众的情感力量，而是尽量减少对立面，扩大动员面。农业合作化中，土地、生产资料入股分红的办法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入社后的富裕中农利益，减少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没有采用剥夺办法，而是用赎买的方法。对公私合营中原企业的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这样，大多数资本家不但没有成为改造的阻力，反而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类似的缓和社会冲突，强调社会合作的政策，显然收到了减轻社会压力、促进运动发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