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做争取国民军的工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创造有力条件，1926年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强调指出：“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因此必须加紧对国民军的工作，要“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为此，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军委，以便对北方军事工作有个系统的计划。会后，中共北方党组织依据会议精神，加大了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力度。2月23日，中共北方区委、 共青团北方区委发表了《为反吴战争告全国民众》书，勉励国民军要拥护工农组织，保护民众的利益，努力作战。4月，中共西安地委在魏野畴等领导下， 积极争取并协助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和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坚守西安，共同抗击刘镇华镇嵩军的进攻。其中，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的艰苦工作，对加强守军内部团结，坚定守军的信心，提高士气曾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北伐开始后，为了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加快了争取国民军的步伐。7月，李大钊派于右任、 马文彦赴苏，敦促冯玉祥及早回国，整顿部队，并为冯玉祥制订了固甘援陕，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了敦促冯玉祥及早回国，李大钊三次电催冯玉祥。正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冯玉祥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才有五原誓师、响应北伐革命之举。从而摆脱了国民军的困境，在大西北点燃了武装讨逆的火炬，尤其在战略上有效地策应了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了支援冯玉祥国民联军，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对国民联军政治工作的同时，又于1927年2月， 帮助冯玉祥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事干部，时有“西北黄埔”之称。此外，为了促使阎锡山不与奉张合作进攻国民军，保持中立，以便使冯部兵出潼关，策应北伐。从1926年10月起，李大钊还曾派人几次与晋阎驻京代表会晤，进行联络、争取阎锡山的工作。晋方曾表示“本号（暗指山西）与田君（暗指国民党）同行，早具决心”，“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并将京绥铁路沿线部队撤回山西。一定程度上讲，这对国民联军造成兵出潼关，进军中原的战略态势提供了有力条件。
    还应指出的是，中共北方党组织在李大钊领导下，对鲁、豫、陕等地的农民红枪会武装也进行了争取改造工作。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加之天灾人祸，鲁、豫、陕等地的农民红枪会组织曾遍地兴起，其成份多是贫雇农，是一支强大而剽悍的武装力量。李大钊对这部分农民力量相当重视，主张派人去进行工作，掌握这部分武装力量并加以改造。他曾指出红枪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一个伟大的势力”，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了。（注：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1页。）为此，从1924年起，中共北京党组织曾陆续派张廷、王中秀、戴培元、孟炳昌等多人去河南红枪会进行工作。同年冬，李大钊又曾特别提出应对河南红枪会这支武装力量予以应有的重视，除已派去的人进行工作外，还应加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去进行组织训练和领导。并认为，如果能够掌握这支武装力量，在北伐期间，将是国民革命军的一支极强有力的辅助力量，但李大钊的意见并未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重视。结果，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对河南红枪会的工作，虽尽了相当的努力，但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未能获得较大的发展。但在1925年至1926年间，中共所掌握的一部分武装，曾具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分布在豫北各县，同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掌握的武装力量曾进行过剧烈的斗争，为支援北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中共北方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开辟与推广，以及北方国民革命运动对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与对北伐的支援上，均做出了重大贡献。切实地剖析中共与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关系，对我们正确评价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以及国共合作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必将产生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