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对沦陷区中华邮政所持政策
    简单地说，对于沦陷区内中华邮政，日本采取了暂时默许其存在并加以逐步控制的手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最后实行全面接管。当然在不同的地区其具体做法并不相同。
    （一）对张家口、包头一带的邮政，由日本关东军一手接管，单独成立“蒙疆邮电总局”，将“察哈尔、绥远两省及山西邮区长城以北各局均划入蒙疆区域之内”，“自行组成一邮政区域，采取独自经营之方针”[6]（P22），完全脱离中华邮政，而与伪满邮政实行一元化。开始由伪满委托经营，1938年双方又缔结邮政业务正式协定。
    （二）对华北地区的邮政，日本华北派遣军采取在傀儡政权内部设立邮政总局的办法，逐步夺取邮政的控制权。如上述及的，国民政府为了防止日本对沦陷区邮政的接管，把华北邮区的负责人全换成外籍人员，并加派北平邮政管理局局长巴立地为平、晋、豫北联区邮政总视察，就地主持华北沦陷区的邮政事务。因此，日本未采取强行接收的措施，除强索邮票供“察南邮政”（即蒙疆邮政的前身）使用外，主要是向邮政内部派遣调查员进行监视。1938年8月，伪邮政总局正式成立，主揽全权的副局长由日本军特务部从递信省调来的递信事务官充任，以加强对邮政的控制。
    1940年前后，日本逐渐加紧对邮政的干涉，突出表现在强迫委派日籍邮局副局长和限制兑付汇票方面。1940年1月18日，巴立地在给重庆邮政总局的报告中指出：伪华北邮政总局“不过一傀儡机关，其实均由东京方面或兴亚院指示执行。”巴立地提出日人要添派副局长事关重大，若同意则邮政实权全被剥夺。日本人规定担任各邮区邮政管理局副局长的职权是：“（1）副局长位于各股长之上，辅佐局长办理一切局务，并指挥及监督各股事务；（2）关于一切收发文电于处理前应由副局长查阅之；（3）凡应由局长核夺事项均须于事前由副局长辅核之；（4）副局长为谋局务迅捷计，关于轻易事项须以局长名义决行之；（5）副局长因事不在局时得由日籍高级人员代理之。”[7]（P172）日本向北平、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区邮政管理局派进了日籍副局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巴立地等外籍人员投入监狱。1942年7月，伪邮政总局改称“华北邮政总局”，同时另设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华北邮政资金局”。从此，华北沦陷区的邮政大权完全沦于日本人之手。
    日本控制华北邮政后，使邮政适应日本侨民、军政人员的需要，密切与日本、伪满等地的邮政联系。而对国统区各地汇往华北的汇票进行多方限制，最后停止兑付。
    （三）对华中、华南沦陷区的邮政，日本采取了逐步抓住实权而先不成立伪邮政总局的策略，一直到1943年才由汪伪政权出面接收。由于华中地区特别是上海，是中国的国际邮件互换所在地，国际通邮关系涉及列强在华势力，日本为1921年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签约国，在未与美、英等国决裂前，对列强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外籍人员担任邮区负责人的较多，日本对强行接管尚有顾虑。因而，直到1940年以前，尽管伪政权一再要求接管邮政，日本都没有同意。日本对华中邮政，采取指派邮件检查员和提高日籍邮员的地位等办法进行控制。邮件检查就把进出口邮件控制住了，等于控制了邮政业务的核心。日本在人事上主要靠日籍副邮务长金指谨一郎进行监视和控制。但是，华中邮政毕竟没有全部为日人所掌握，与后方通邮照旧进行，国际邮件照样从上海进出口，华中盈余继续汇交重庆邮政总局。[2]（P183）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此时华中邮政亏空较多，汪伪政权不想贴补，所以只采取了控制办事处的办法。直到1943年3月，重庆与上海断绝一切邮政经济联系，日伪才正式接收华中邮政。6月，乍配林被免去主任职务，上海办事处实权落入日人高木正道手中。与此同时，上海储汇分局和邮总上海供应处也为日伪却夺。
    日军在华南邮区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办法。
    当然，日本对沦陷区邮政的态度除上面已涉及到的原因外，还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即尽快求得占领区的社会稳定，坚固其统治，为其进一步扩大战争服务。关于此点许多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曾提及，如希望通邮，能达到沦陷区的繁荣，以利其将来永久地占领。[8]（P199）当然也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因而对国民党采取了军事迫降与政治诱降的双重手腕，企图引诱蒋介石舍战言和，共同反共，日本侵略者在这一策略下，对重庆政府稍留余地，暂时不插手某些非军事性的事业单位。[5]（P175－177）此种观点不可否认是值得商榷的，但作为原因之一恐亦不能完全加以简单否定。
    三、国民政府坚持国统区与沦陷区间通邮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敌我双方采取了极为奇特的政策，使得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通邮能够维持并一直持续到抗战后期。那么国民政府为何煞费苦心维持沦陷区邮政的运营并坚持通邮？依据现有材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固有的先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虽加强对东北邮政的检查与控制，对邮政员工的迫害有增无减：“强暴之日军，即扣压我邮件，骚扰我邮局，侮我邮员，妨碍我邮运……（邮员）遭日军之惨杀而受逮捕或刑讯者更有多起。”[9]但邮政因有外籍人员主持，尚有顾忌，未采取强行接管的办法，在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出笼前，当时主持整个东北地区邮政的意大利人巴立地，仍然悬挂着中国邮旗于沈阳邮政大楼之上。[2]（P183）
    第二，维持通邮的措施与国民政府交通部的经济观点暗暗吻合。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邮局并未奉令撤退，直到事隔余年，日本侵略者决定组织伪满洲国，东北邮政员工才被迫撤退入关。入关以后，既失去了关外邮政收入，而关内又骤然增加了大批流亡员工，生活给养照常开支，邮政经济大受损害。根据这个经验，国民政府交通部自然会想到东南沿海以及长江下游一带都是邮务最发达和邮政员工最集中的地区，如果把他们撤退到西南大后方，粥少僧多，人浮于事，必将引起邮政经济的更大困难。因此，对于沦陷区邮政采取了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办法，只要敌人尚未下手干涉，暂时不贴中华邮政以外的邮票，即可借口系统完整、无损主权，令其尽可能留在原地不走。[5]（P183）
    第三，国民政府如此重视复邮，与争取更多的抗战经济来源不无关联。通过复邮国民政府可以得到宝贵的侨汇收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如当时设在香港的邮政储汇分局控制着海外华侨的汇款，在国内以贬值的法币支付。这是一宗为数很大的收入。在日寇占领下的广州、潮汕、海南等地区，侨汇不少，利用邮局兑付实为最妥当的办法。因此，广州邮局在沦陷了的广州复邮后，曾在香港设立了分信处，与香港邮局合作，负责分拣和转发中国的国际入口邮件，以特种持号名义，将兑支侨汇的法币用邮袋封装，由香港源源运入广州。广州邮局收到后，亦以同样方式分发沦陷区各邮局。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寇攻陷为止。[10]（P70）同时还可以获得后方所急需的一些物料器材，如广州分信处成立后，除清理积存香港的邮件，避过敌人的检查外，又转运了极大数量由上海供应处发往后方的物资，使后方在抗战期间供应不绝。[10]（P67）另外，上面已提到的太平洋战争前，华中地区大量邮政盈余汇往大后方，对于后方的邮政维持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