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大型寺院除了拥有大量寺田外，每一座寺院的四周，还有大面积的园林。有些大寺院的园林“幅员数里”。如南京道良乡县的谷积山院园林，“左临桑水，右枕房山，千重林麓萦纡，四面峰峦掩映，幅圆数里，俨类仙居”。(33) 还有南京道蓟州渔阳县的好女塔院，其寺院园林，“东临终南，古代贤依；南近烟山，每有霞云之气；西临峰顶，岁岁传千古之名；北靠御路，连连车马川流”。(34) 在这些寺院园林内，除了原生及次生的各种林木外，也有寺院僧人为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为绿化和美化寺院之需要而有计划、有目的种植的各类花木及果蔬。这在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亦有记载。如乾统三年（1103）的《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中即有“开土田以具饘粥，植林木以供果实”的记载。(35) 统和五年（987）的《祐唐寺创建讲堂碑》亦记载了南京道蓟州祐唐寺园林内的果蔬种植状况：“厥外井有甘泉，地多腴壤，间栽珍果，棊布蔬畦。清风起兮绿干香，细雨霁兮红葵茂。”(36) 由此可知，祐唐寺的园林内种植的既有各种“珍果”，也有“红葵”等菜蔬品种。清宁二年（1056）的《涿州超化寺诵法华经沙门法慈修建实录》记载南京道涿州超化寺园林内植有“果木二千余根”。(37) 咸雍八年（1072）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亦记载了南京道蓟州渔阳云泉寺园林内“前花后果，左右林泉。”“每春夏繁茂，如锦绣围绕。”(38)
    据历史文献反映，有辽一代，南京地区栽植“栗”、“枣”较为普遍，如《辽史·萧韩家奴传》即载，辽代著名学者萧韩家奴即曾做过管理南京“栗园”事务的官员。(39) 应历五年（955）的《北郑院邑人起健陀罗尼幢记》亦记载南京道名寺北郑院建幢邑人就有燕京“北衙栗园庄官王思晓”等。(40) 南京道渔阳县西有“枣林淀”，湖畔枣木成林。所以，辽代南京道所属各寺院园林栽植的果树亦以“栗”、“枣”等为多。如前引乾统七年（1107）的《上方感化寺碑》即记载，该寺“园有甘栗万余株”。乾统八年（1108）的《妙行大师形状碑》亦记载，秦越大长公主向拟建的大吴天寺亦捐施有“枣栗蔬园”。
    此外，辽代寺院园林内也有栽种各种花草的，采摘后作为寺院供佛之用。如天庆四年（1114）的《张世卿墓志》即记载，虔诚的佛教信徒张世卿，在自己的庄园内，为方便举办各种佛事活动，曾出资建“家寺”一座，“佛殿、僧舍大备”。在张家“家寺”之四周，便是“幅员三顷”的园林，“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张世卿“特造琉璃瓶五百只，自春泊秋，系日采花，持送诸寺”。(41)
    俗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辽代亦不例外。辽代的一些大型寺院原本就修建在风光秀美的名山大川间，再加上历代僧人在寺院四周的园林内种花植树，栽果培蔬，绿化园林，装点寺院，所以，很多寺院园林的景致都十分幽美，引人入胜，成了高僧大侣修禅研经、俗家信徒拜佛祈福的上好佳境。如南京道蓟州盘山祐唐寺，景宗保宁十年（978），于寺院园林内建成一处“讲堂”，“兰楹镂彩，桂柱凝丹；月入秋窗，风含夏户；檐外之杉松郁欝，栏前之烟水潺湲。”(42) 俨然一处人造景观与自然风光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又如南京道范阳丰山章庆禅院的园林四季景观也各不一般，“春阳方煦，层冰始泮，异花灵药，馥烈芬披，谿谷生云，林薄发吹；夏无毒暑，在处清凉，怪石颟顸，矗莎叠藓，谈道之者，匡坐其上，横经挥尘，议论譊譊，奇兽珍禽，驯狎不惊；秋夕云霁，露寒气肃，岩岫泊烟，松阴镂月，猨声断续，萤光明灭；口崖结溜，冬雪不飞，长风吼木，居实凛然。”(43)
    五、与寺田“产品”相关的放贷经营
    辽代的寺院经济是以寺院占有寺田、雇佣寺庄“二税户”进行农耕生产并创造财富为主，所以，寺田来源渠道是否通畅，寺院僧侣占有寺田是否合法，以及寺庄“二税户”的生产经营和寺田、园林中的种植状况是否正常，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钩沉文献史料及石刻资料发现，辽代的寺院经济收入还有一项重要来源，那就是在寺田生产创造财富的基础上，利用寺田生产的粮食，以及卖粮所得的钱币（当然也包括受施所得消费剩余之钱、粮），放贷获取高额利息。如北宋苏辙在其使辽语录《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中即言：“北朝（辽）皇帝好佛法，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北宋）之利也。”(44) 寿昌元年（1095）的《添修缙阳寺功德碑》，不仅明确地记载了该寺有用余粮、剩钱放贷经营之活动，而且还特意注明了“利息”：“（上缺）外，犹有余积，仍每年筵僧二百人。迄今二十余年，未尝有（下缺）粟一千硕，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一分。”(45) 可见，缙阳寺放贷收取的是“年息”，粮、钱均为“一分”。天庆四年（1114）的《沙门积祥等为先师造经幢记》亦载，南京道永清县茹荤院的一位高僧，在住持该院期间，“名随实至，福从行生，檀施云屯，惠然土聚。……天庆三年，疾作，遂舍衣钵，以资其寿。得货泉二十万，月息其利，启无休息，讲长川延□夺□之徒五人，用□四思也”。(46) 由此看来，辽代寺院放贷，既有以年计息者，也有按月得利者，收取利息的时间、方式及利率多少，均由各寺自己决定，没有统一的标准。
    总之，辽代寺院放贷获利创收，致使寺院敛财速度大大加快，寺院财产数额骤增，寺院经济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也是辽代中后期寺院经济的一大特色。
    注释：
    ① 乾统四年（1104）《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44～545页。
    ② 苏辙：《栾城集》卷41。
    ③ 白文固：《辽代的寺院经济初探》，《社会科学》（甘肃）1981年第4期；田华：《浅谈辽代寺院经济的一些问题》，《北方文物》1986年第3期；蒋武雄：《辽代佛教寺院经济初探》，《空大人文学报》（台湾）第7期，1998年；张国庆：《论佛教对辽代经济的负面影响》，《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④ 《旧唐书》卷118《王缙传》。
    ⑤ 张国刚：《佛学与隋唐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7页。
    ⑥ 详见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所辑：应历十五年（965）《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统和二十三年（1005）《重修云居寺碑记》、清宁四年（1058）《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乾统十年（1110）《云居寺供塔灯邑碑》及天庆八年（1118）《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等。
    ⑦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3～564页。
    ⑧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89～690页。
    ⑨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09页。
    ⑩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2页。
    (11) 大康四年（1078）《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12)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5～326页。
    (13)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3页。
    (14) 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4～165页。
    (15)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86页。
    (16)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26页。
    (17)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26页。
    (18)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4页。
    (19) 向南等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3～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