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外交家，唐初数度敕使印度而建功异域，但不幸生平事迹史书缺载，其本人行记大部分散佚，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其事迹近乎湮没无闻。近代以来，众多的中外史学者①根据《法苑珠林》等的零星记载，以及1990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对其事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钩沉稽考，同时对与之相关的初唐历史、对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事迹渐已昭彰于世。
    但就是因为王玄策生平史书缺载，其事迹见诸史籍者又零碎而语焉不详，虽经多年研究，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如其出使的次数、历次出使的时间与出使往返所取的路线，以及其《中天竺国行记》的散佚及与诸典籍的关系等，至今皆为聚讼纷纭的难题。尤其对他是否曾途经大夏等中亚古国，学界的争论最为激烈，正如霍巍先生言：“关于王玄策是否到过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大夏国的确是王玄策史迹中的一个疑点，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②本文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及当时的民族关系、交通道路、各文献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对其事迹及相关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王玄策即王名远
    王玄策的事迹学界关注的已经很多，而与王玄策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与其出使的时间几乎一致，亦建功异域，生平事迹亦不为史书记载，千百年来不被史家所关注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大使，他就是王名远。史书记载了几条与之相关的材料，其一，《唐会要》卷七十三载：“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③其二，《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吐火罗国“（显庆）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泾波为都督”④。其三，《唐会要》卷一百载：“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使奏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之。诏遣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⑤另外，龙朔初年唐在吐火罗等原中亚国家设立州府之事两唐书《地理志》皆有载。这几条资料反映，王名远曾于显庆三年和龙朔元年两次被唐王朝派遣出使中亚，而他的这些信息与王玄策事迹颇有相似之处。
    其一，上引文所记的时间“龙朔元年六月”，结合上下文显然是王名远继显庆三年出使归来后进书与朝廷再次下诏令其出使的时间。前次其出使西域归来的时间虽无从知晓，但因此时向朝廷进书，应该与龙朔元年六月相去不远；《法苑珠林》有条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资料曰：“（迦毕试国）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⑥这里明确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时间为“唐龙朔元年春初”。二者皆为龙朔元年，前者为“六月”，后者为“春初”，但若将这一时间之差理解为王名远前次出使归来后休整与整理其《西域图记》的时间，则两人这次出使归来的时间正合。而且据下文所考，两人这次出使出去的时间也是相同的。
    其二，两人出使归来后皆有行记呈递给朝廷。据上引文，王名远所进者为《西域图记》（此不见其他史书），而王玄策所进，据《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等为《中天竺国行记》，共十卷，明谓“王玄策撰”。对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撰成的时间，学界有争议，但相比之下已大都倾向于冯承钧、陆庆夫先生提出的“在龙朔元年到龙朔三年（公元661～663年）之间”⑦，此说明两书撰成的时间也是相同的；另外对于两书书名，似乎也有关联。上引文谓王名远出使归来后向朝廷所进者为《西域图记》，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在《法苑珠林》、宋人志磐《佛祖统记》等书中就多次被称为《西域记》，此前贤已经指出，所谓的《西域记》实际上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之别称。⑧而对于王名远所进朝廷的《西域图记》，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所修的地理志书图文并举，而图文又是分离的，《西域图记》因图遗失或分离后，即可单称《西域记》。由此，也就是说两人大约在同时撰写的书名也是相似或是相同的；另外，据下文考证，二人撰书皆为唐官修《西国志》所依据的重要资料。
    其三，王玄策与王名远的行程有相似之处。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所取的道路问题，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难题。这其中孙修身先生坚持王玄策历次出使皆经今天的中亚，并非走唐蕃古道的北线——长安至逻些段。我们暂不讨论孙先生此观点正确与否，但可注意的是他所坚持的观点其中有王玄策到过今天的中亚，而且先生列举了许多王玄策曾到大夏等西域古国的可信资料，其中典型者如《法苑珠林》等记载王玄策到“大夏”、“迦毕试国”等，日本奈良市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所引王玄策《西域记》记载“丘慈国城”佛堂玉石上佛足迹见闻等，⑨都说明王玄策曾亲履其地。则两人应皆有出使中亚“大夏”等国的经历。二者几次出使前后职任的品级也是相符的。
    最后，“玄策”与“名远”互为表里，彼此释义。“玄”，古文有“远”之意，《说文》曰：“玄，幽远也。”《庄子·天地》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而“策”，古文有“简册”或“写在策上，记载”之意，且古文有“策名”的陈句。《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由此，结合下文我们对于两人事迹的进一步考察，以及古人起名取字多出史籍，追求文雅含蓄而彼此释义，而史官不称名而称字又为同僚间的彼此尊重等常识，我们提出“玄策”与“名远”应为一人，二者实为名与字的关系。
    二、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相关问题再探讨
    对于王玄策事迹的研究，近年来颇引人注意的是《大唐天竺使之铭》的发现，为了下文所涉诸问题的深入展开，在此亦对《大唐天竺使之铭》所涉问题稍作探讨。为引述的方便，将郭声波先生最新录文⑩转录如下（〔〕内为补入字）：
    记录人刘嘉宾撰，记录人〔□□□□□，〕傔人〔乞〕扶〔定〕亨书，贺守一书篆。
    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四十载，尧神武圣，〕异轨累叶，重光玄化，法于无穷。〔今兹声教所暨，〕德同方裔，道格圆穹。皆三立以〔服膺，并万里以驰羽。〕反踵、贯匈之国，觇风雨而来〔宾；离身、髽首之君，〕逾山海而输赆。量〔彼〕身毒，近隔〔灵山，□□□□，使〕臣恭序：
    皇上纳隍轭念，濡足〔施仁，乃命臣朝散〕大夫、行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宣〔德郎、□□□□□〕刘仁楷，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 〔□□□□，□□定〕乱之方，〔□□〕驭边之术，于是出〔使天竺之国。越层〕岩，超雪岭，指鹫山以道鹜，因〔蕃域而骋轩。显庆三〕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南呾仓法关之东北。〕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乃〔权□□□□□□□□〕山隅。〔睛〕则雪献〔蓝天，仰〕白云〔而高卧；晦则幕遮碧〕迥，拥墨雾而〔独宿。〕西瞰连峰，〔揽百川之耸秀；南临〕箭水，总万壑之〔源〕流。实天〔竺之要隘，比碛北之天〕险也。但燕然既迩，犹刊石〔以为铭，亦惟效马援柱〕铜而已。勣况功百〔王事，〕路土〔皆知。今臣等奉圣上〕之洪猷，默皇华之盛烈，人〔所同心，敢勒贞珉。呜呼！〕小人为其铭曰：
    懿皇华兮奉天则，骋輶〔轩兮扬盛德。使身毒兮〕穷地域，勒贞石兮灵山侧。使人息王令敏、使侄士〔□同勒石。〕
    首先，笔者在前人研识的基础上，依《中国藏学》2001年1期公布的碑铭照片，结合上下文意及骈文规则，试对原碑铭十四行所缺八字识补，仅供学界参考：
    原碑文十四行现存九字较完整，容易识读，残存两字经识补分别为“路”与“权”。“权”后按每行19字的格式，应该还缺8字。又因紧承其后的十五行前两个字“山隅”，从文义看显与十四行所缺8字联句，先后加起来共12字，应为对称的两句。“山隅”为名词，由前两句“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句分析，应该是点明了因遇大雨栈路断绝的情况下，出使人员被迫停留的地方，则前补“踟蹰于”三字可表达在此踌躇无奈的情形。依照骈体文多采陈句，讲究对仗等特点，“山隅”应对一与水相关的名词，“蘅皋”二字至为恰当，蘅：杜蘅，香草名。皋：水边；“踟蹰”为动词，另补“税驾”：解马卸车之义，与之对仗。则两句应皆为陈句，补全为：
    时水潦方壮，栈〔路〕斯绝，乃〔权税驾乎蘅皋，踟蹰于〕山隅。
    其次，笔者概括全文叙事重要内容：起首句“维显庆三年六月”，先交代了勒石为文的时间。下来交代了使团一行人员的组成（共约十人）、各自的职衔、出使的国家等；这其中关键句，“于是出〔使天竺之国。越层〕岩，超雪岭，指鹫山以道鹜，因〔蕃域而骋轩。显庆三〕年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南，咀仓法关之东北。〕”这里“显庆三年”三字补得很好，因从文意看，分明是出使去程的追述，所以必在起首句所交代的勒石为文的时间——同年六月之前不久。(11)而王玄策这次出使的这一时间，又正与前引文王名远第一次出使的时间显庆三年合。若我们提出的两人这次出使为同人一事的观点成立，则说明这次出使，他是先去印度，后又于同年在返程中取道中亚，途经吐火罗。
    再者，该铭文为学界争议的小羊同位置的确定给了一个很好的坐标。因就该国位置，我国文献记载彼此抵牾，长时间以来，中外藏学界为此争论不休。(12)《通典》等记载：“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13)而唐人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列“东道”的记述称：“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岭……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罗国（此国去吐蕃约九千里）。”(14)由此铭文的发现，就可肯定道宣关于唐初吐蕃、小羊同两国与仓法关的相对位置的记述是正确的。
    最后，正如霍巍先生云：“《使出铭》的考古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首次从可靠的实物证据上证实了当时新开通的一条国际通道——‘吐蕃—泥婆罗道’的出山口位置，从而为廓清这条路线的南段（即从吐蕃首都逻些至泥婆罗一段）的走向提供了宝贵的标志性遗迹。”(15)即吐蕃—泥婆罗道南段就是经由吉隆山口穿越喜马拉雅山往来的。而由此序铭对于使团行程的记述，不叙及中亚、西域其他地区，又可肯定，王玄策这次出使，就是取道吐蕃—泥婆罗道去的；至于孙修身先生认为使团为绕道中亚而来，以及他所构画的一条通印度道很难说的通。因即使是真有其道，小羊同的位置也真如其所述，而大小羊同在松赞干布早期就被兼并，则尼泊尔与吉隆山口以北，乃至雅鲁藏布江河谷即为吐蕃控制的地区，如果吐蕃—泥婆罗道的北段因唐蕃关系恶化而受阻，哪有南段令其通行的道理？而且其所述之道较原有各道迂曲、险危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应该不是身肩国命的使臣安全往来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