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出版业中官书局与民间书坊、书肆及私人刻书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变为官书局、民间书坊、书肆、私人刻书与传教士出版机构、洋务派翻译机构五分天下的局面。同时，传统出版业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逐渐向近代化转型。笔者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时期为近代出版业的转型期，维新运动之后，中国出版业才真正走向近代化。
    一
    1840年以后，中国出版业发生变迁。可以这样说，出版业能否引进西方新学，在当时已经成为是否先进的标志，也是出版业是否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界定标准。
    鸦片战争后，涌进中国大门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异国文明，对此，中国自身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防御。为其殖民统治的需要，也为进一步宣传其教义，传教士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出版的手段。因为他们认为要在短时期内控制中国，最迅速有效的办法就是出版书报。传教士们出版书籍，最初主要是为了宣扬宗教。但随着时势的变迁，宗教的成分逐渐减少，而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据统计，1810到1867年，新教传教士的译述中，关于基督教的出版物共687种，占总共译述795种的86%，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仅仅分别占6%[1]（p.96）。到1875年，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2]（p.9），出版宗旨已发生明显变化。
    洋教士出版机构的广为设置[3]（p.42～71），给中国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变革。首先是出书内容的改变。当沉溺于封建田园意境中的中国人被列强的船炮震醒后，人们猛然惊觉传统经史子集、八股诗文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面临解体之虞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方的传教士及后来的洋务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天算地理、声光化电之学，“均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4]（p.112）。如前所述，洋教士最初来中国时译印的书籍中真正反映西方科技成果的书籍并不多，但即使是这些少量的译著，对于对世界几乎毫无认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毕竟带来了异域的一些信息。而后来西方科技人文知识的不断传入，其思想启蒙作用更不可忽视。
    其次是印刷出版技术和设备的改进。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时人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1856年，郭嵩焘在日记中详述其在英商墨海书馆中目睹的印刷情形，且慨叹“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5]（p.53）。孙次公更是以诗表达其惊羡之情，“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6]（p.197）。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对中国传统出版行业转向近代影响极大。
    19世纪60年代以前，译介西方书籍，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出版业只有传教士的出版机构。60年代之后，战争的连连失利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在各地陆续设立新式学堂并附设翻译机构，在中央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有江南制造总局，以及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自强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设置，标志着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真正启动，在出版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翻译机构由传教士占主体。京师同文馆先后有54名外国人担任教习，而聘请的中国学者才32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也有不少外国学者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些机构也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出版技术与设备。京师同文馆有印刷机7部，活字4套，基本实现了印刷技术的近代化；而江南制造总局，虽为节省起见仍用中国传统木板印刷，局内也备有一副铅字及印书架。出版内容主要是西人著述，但译书的目的已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有裨实用。
    洋务派最初设立同文馆，不过是为培养通习西方语言文字的翻译之才，而事势的发展，使这种权宜之计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1866年12月，总理各国事务的奕訢等大臣建议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写道：“夫中国之宜谋富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探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7]（p.44）。可见在此时洋务派已认识到学习西学，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已成为现实之需，要满足这种需求，译西书便成为当务之急。
    刚刚走进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之学表现了异常顽强的抵制，而译著者眼界与目的又各异。1810到1867年半个多世纪，西方书籍在中国仅译著795种，且多为宗教性质；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载，从1880-1896年，中外人士引进西书共354种，其中科技类262种，社科类和综合类仅仅92种。这个数字，对于浩如烟海的西方典籍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那些敢于提出学习西学之人，更被斥为“用夷变夏”，对其深恶痛绝。洋务派算是较为开明的了，他们仍抱定“中体西用”的宗旨，“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8]（p.97），他们的目的，是解决船炮不如人的现实需求，因此他们的译书也就只能是以声光化电为主。不过，即使是这些译著，对于如饥似渴希望获取西学新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是空前的。康有为26岁时，“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9]（p.116）。谭嗣同1893年到上海，曾大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广学会出版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宗教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变法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更是大攻西书，还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西学对其影响不言而喻。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衰记》及林乐知的《列国岁纪政要》等书，也曾是一心希望实行新政的光绪皇帝案头常读之书。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作为与传统出版业完全不同的新型出版成分开始出现。由于它们适应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趋势，还有西方先进技术为后盾，与变化较为缓慢的传统出版业相比，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出版界的新走向，其出版物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相对于较为趋新的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而言，传统出版业在近代的变化就显得迟滞了许多。主要原因是：传统出版业的出版物多少年来基本已约定俗成，而西学在近代中国却属于新鲜事物，人们学习西学，只是一种无奈的回应，而非自发的觉醒。当西学传入中国，甚至受到传统文化本能的抵制，时人对它的到来绝不是欢欣雀跃，而是处处流露出“用夷变夏”的担忧，即使是领先一步号召学习西学的洋务派也不例外。传统出版物在当时仍大有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虽然已难与西方相比，但仍有其优势。这些都使传统出版业并无濒于绝境之忧，其改进缓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官书局的书籍出版。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建立洋务翻译馆以译印西方书籍，目的是“有裨实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鉴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极端破坏，又在各地设立官书局，金陵官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以及四川、安徽、山西、直隶等地官书局陆续成立，其宗旨是保存为农民战争所毁灭的传统文化，出版的书也多为“御纂”和“钦定”的本子。以金陵书局为例，1869年刊刻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念孙《读书杂志》，1874年刻有萧子显《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姚思廉《梁书》、真德秀《大学衍义》、李百药《北齐书》；1875至1908年共刊刻《御纂七经》142册[10]（p.75～76）。官书局所刻书印刷精美，校勘谨严，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视。为适应时代发展，官书局也在出版方面作过调整。1865年，官书局就曾刻过100余部《几何原本》分发各处，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为承继传统文明而建立的出版组织，它的大变革，还是在维新运动之后。
    第二，私人刻书。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私人刻书。叶德辉将刻书出版比为与“积金”、“积德”同等乃至更高一级的事业。1872年，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中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并认为刻书之人可“终古不泯”，可求“不朽”[11]（p.9975）。清代私人刻书风气极盛，出版家多兼学者和藏书家，对出版事业往往特别珍视与偏爱。由于出版家多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刻书也主要以经史子集为主。这种书籍出版的主要功用也就只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时代的发展已有一定距离。当近代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时，这种出版更多地已变成一种个人行为。与清前期那种参与者众多的私家刻书相比，近代的私人刻书逐步在走向衰落，在维新运动后也是如此。
    第三，民间书坊、书肆的近代变迁。在清代，由于政府出版机构和私家刻书主要集中在正经、正史等较为“正统”的方面，民间的书坊、书肆除印行经史类书籍外，那些村塾用的四书五经、启蒙读本、百科大全、占卜星相之类，既不为政府所重视，也不为学者所关心，便成为它们的产品。据1889年12月19日《申报》广告，上海广百宋斋信记书店发售的书籍有《圣祖皇帝庭训格言》、《阅微草堂笔记》、《论语旁证》、《绣像二十四史演义》、《皇朝经世文编》、《通商约章成案汇编》、《四库简明目录》、《三字经注解备要》、《纲鉴易知录》[12]（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报》附张广告，售《绘图八梦录》：“凡人贪此吃喝嫖赌，而认真于酒色财气者，阅之无不回头是岸”；申文瑞楼售“第二奇书”《林兰香》，“笔墨空灵，寓缠绵于庄敬之中，引怪异于伦常之内”，“忠教慈爱，悱恻动人”[12]。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出版业的取向。不过，西学的输入也在改变着民间出版业。1876年天主教士主持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使用西洋石印技术后，不少民间出版机构也竞相采用。1887年《申报》载：“石印书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12]（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不少书局也开始出版西学新书，如上海六先书局，“一应新译洋务各书，无不搜集全备，以便艺林就近采购”。虽然它仍然申明以“御定《麻象考成后编》为算学之首”[12]（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但这毕竟预示着在出版业中占重要角色的民间出版企业的近代变迁，它为戊戌维新后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出版业开始向近代转型。笔者认为，近代化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面上使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也并非对于外界本能的反应，还应表现在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近代意识。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还远未达到这个层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其目的因人而异，但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语），他们绝对不愿意让中国真正走向独立与富强。而中国本土出版业，无论是洋务派的翻译机构还是后来逐渐向近代化转变的官书局及民间出版机构，它们对西书的翻译出版，对新式出版技术的引进，除了“实用”或是赢利的现实目标外，毫无例外都表现为一种无奈的回应。洋务派出版西学书籍是为了挽救即将走向没落的清帝国，其着眼点也离不开声光化电，远未达到力图唤起国民主体意识，真正从观念意识上走向近代的层次。官书局及民间出版企业更未能达到这一高度。此时的中国出版业，还处于为人控制的阶段，根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因此这一时期，还未超越转型期的范畴，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应是在维新运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