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1924年11月到1926年4月， 国民军为控制北洋中央政权及扩充地盘，与段祺瑞执政府及奉、直、晋等系军阀明争暗斗，使北方政局扑朔迷离。1925年底，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发生战争，虽然与全国人民反奉斗争的大趋势一致，但仍是军阀战争，很少有进步成分。
    北京政变后，奉系军阀势力急剧膨胀。张作霖一心想完全控制中央政权，故极欲驻兵北京，并为此不惜与国民军一战（注：“美驻华公使舒尔曼给国务卿的电报”，39300／6290，1925年3月18日。电报称张作霖向外交官透露，他将与国民军一战。转引自〔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231页。）。1925年5月，张作霖企图一举将国民军逐出北京，迫段祺瑞下野，然后自登大位（注：《乙丑军阀变乱记实》，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86页。），只是由于五卅运动的爆发及发生中东路事件，张作霖不得不暂时停止行动。对此，冯玉祥表面一再表示忍让，同时秘密联系直系力量反奉（注：《冯玉祥日记》（2），68页。）。他与孙传芳相约， 先由孙发难进攻苏、皖，国民军二军随即从豫东攻山东，国民军一军出兵热河断奉军后路（注：《国民军史稿》（上），201页。）。
    但是，孙传芳如约发动反奉战争后，国民军却没有如约出兵配合。冯玉祥之所以失信，虽然与吴佩孚在此时的再起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是由于他保存实力的投机思想所致。冯玉祥历来在军政行动中都以不蚀老本为前提，企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故往往在关键时刻左顾右盼，脚踏两只船，从而坐失良机。冯玉祥想坐山观虎斗，准备在“两方激战至于气尽力竭时，执政府如果有命令，吾再出而以武装调停也。”（注：《冯玉祥日记》（2），127页。）但是，战局出乎冯氏的预料，奉系因其战线长恐首尾不能相顾，急速撤兵北上，将主力集中在京东，全力监视国民军。因此，国民军最佳的反奉战机转瞬即逝。其后，国民军二军出兵攻打山东，已是战略错误的马后炮，且系二军自行所为。结果，冯玉祥既失好于孙传芳，又促进了张作霖与吴佩孚加速秘密勾结。孙认为冯不讲信义，国民军在北方又失去一反奉盟友。
    1925年秋，冯玉祥又与奉军的郭松龄秘密会商反奉。11月22日，双方签订了“冯郭密约”。郭松龄发动的反奉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军阀战争，密约除几条空洞政治条文，如“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生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待遇”，“实行强迫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等，核心是双方协议打败奉系之后各自的地盘分配，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李景林地盘的条款。密约规定：直隶、热河均归丙（李景林）治理。甲（指国民军）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铁路线，甲军随意驻扎，但直隶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藏，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96-97页。）。所以，保证李景林地位与利益是“冯郭密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郭松龄十分清楚，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而其关键就是保证他的既得利益。李在奉系中非嫡系，也对张作霖不满，是否倒戈，态度尚在犹豫之中。郭也明了国民军想将直隶据为己有。此时，直隶的保大地区已为国民军二、三军所攻占，并仍有继续进兵之势。所以，郭松龄才在密约中把维护李景林的地盘摆在突出的位置。密约签订后，郭松龄还不放心，一再对国民军一军的代表强调说：“他（李景林）就怕你们打他，如能暂时维持他的地盘，我想他没有别的希望”（注：吴锡祺：《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35），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174页。）。
    郭松龄反奉后，李景林于1925年11月25日通电“保境安民”，并要张作霖将权力交给张学良而下野，实际上已宣布支持郭松龄。与此同时，他还致电国民军表示希望与其合作，并愿将直隶作为国、奉双方之缓冲区域（注：《顺天时报》1925年11月26日。）。
    但是，冯玉祥从一开始就不想履行密约。他急切地想得到天津及出海口，认为“直隶应归国民军二、三军，打倒张作霖之后，再商量别的问题”（注：《我的生活》（下），437页。）。本来， 李景林对国民军二、三军继续向天津推进就充满疑虑。11月30日，国民军二、三军又兵抵廊坊及沧州，这更使李景林不安。此时，冯玉祥派熊斌及王乃模赴津，要求李景林离开天津去热河，让国民军“借道”援郭。这实际上是表示国民军只允许李景林占据热河。因此，李景林急派韩玉辰偕黄郛赴张家口疏通。但是，冯玉祥仍明确向韩表示，要李让出直隶（注：韩玉辰：《关于李景林与国民军》，《文史资料选辑》（51），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80页。），从而把其逼上了对立面。12月1日， 李景林决定对国民军进行武力抵御。12月4日，李发表讨伐冯玉祥的通电， 攻击冯“愚弄部下， 利用赤化邪说， 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注：《时报》1925年12月5日。），次日， 又通电声明拒绝承认段祺瑞政府所发布的命令（注：《东方杂志》23卷2号，39页。）。与此同时， 李景林还释放了被郭松龄解津交其拘禁的不同意反奉的军官，查抄了郭部在天津的办事处并逮捕了工作人员，扣留了郭部在天津购置的军需品（注：《甲寅杂志》25卷，1页。）。李景林的反目， 对郭松龄反奉及国奉两系力量对比，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他扣留了郭部所急需的棉衣，使其士兵身着单衣作战，无法抵御关东的严寒，直接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郭部由此军心不稳，最终导致失败。国民军在郭松龄尚未得手之际，就违约抢占地盘，是导致郭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李景林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离间，一以不打破权利观念，定要劫持直隶地盘，竟在此一发千钧时候，引起了对国民军二、三军的冲突。”在此，他把与李景林反目的原因归罪对方；然后，他又自相矛盾地指责国民军二、三军要夺取天津：“此时我仍屡次致电陕豫，说我与郭松龄已有密约，若有动作，必须酌商而行”；“郭松龄倒奉之功败垂成，一面固然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但是国民二、三军之不顾大局……也是不可抹杀的原因。”（注：《我的生活》（下）， 441页。）冯玉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了他人，而避口不谈自己对郭拆台的行为。
    国民军攻津之战进行了近二十天，以李景林部败退山东而告终。国民军虽然占领了华北第一大商埠，却不能说是一场胜仗。国民军先由于轻敌而投入兵力不足，继而由于连续攻城不克而急躁，调重兵强攻致使兵员伤亡惨重并损失大量宝贵武器弹药。当时外国人评论说，这是民国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注：“美驻天津领事高思致美国公使马克谟文电”，转引自〔美〕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235页。）。 国民军表面上取得了胜利，而就总体战略而言却是失败了。国民军把即将成为盟友的李景林变为敌人，且又没能够全歼其主力。李景林到山东后很快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卷土重来。此外，国民军占领天津后，不仅没有增强自身的实力，反而引起了内部的矛盾斗争。冯玉祥将直督一职让给国民军三军的孙岳，引起了国民军一军将领张之江等人的强烈不满与消极（注：《申报》1924年1月7日，《大公报》（长沙）1926年1月12 日。）。且国民军三军腐败不堪，根本不能承担津沽防御的重任（注：徐永昌：《求己斋回忆录》，《传记文学》（台北）49卷5期，87页。 ）。国民军对李景林的战争，是冯玉祥在这个时期实行军阀政治的集中体现，亦是导致其在华北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