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5年，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迅猛发展，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全国反帝群众斗争持续高涨。这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震惊、恐慌。帝国主义一方面策划“关税会议”等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一方面加紧促成直奉反动军阀的联合，来镇压中国方兴未艾的革命运动。国民军攻占天津后，中外反动派认为，“仿佛南方国民政府与北方国民军可以会合起来，支配全国政权，成功一比较赤色的政府之形势”（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册， 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11页。）。1926年1月10日，直奉军阀抛弃前嫌，结成了“双方共同以冯玉祥为敌，合力消灭冯和国民党”的反革命联盟（注：孟星魁：《直系军阀大联合的酝酿和失败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集》（35），99-100页。）。与此同时， 各国在华的帝国主义分子加紧反共宣传，并操纵一些反动分子组成“中国反赤大同盟”。中外反动派围剿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国民军（注：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年）》， 文史出版社，1982年，152页。）。
    1926年2月20日，上海《字林西报》发表伦敦通讯， 透露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计划，扬言要派遣一支十万人的侵略军，“分南北两部，多数人将配置于天津、上海之间。第一部分军队将在天津上岸，将力求早与冯玉祥决战，且已获得张作霖之默许”（注：《字林西报》1926年2月20日，转引自华岗《中国大革命史（1925-1927）》，150页。）。直奉军阀公开结盟后，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使张作霖和吴佩孚达成协议，就能够把整个华北和华中紧紧地掌握在铁拳之中，在这之后对付革命的南方就不难了”（注：拉狄克：《对中国最近世态的评价》，《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165页。）。这充分说明， 帝国主义把镇压中国革命的战略重点放在北方。国民军控制着京畿并几乎独占中央政权，且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故一时成为中外反动派的心头之患。吴佩孚之所以将其主力倾巢北上，固然有与奉系争夺北洋中央政权及狂热的复仇心理有关，但主要还是出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大势的共同认识。他根本没有把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放在眼中，仍视其为偏师就可对付的无足轻重的地方力量。吴佩孚要充当“反赤”的急先锋，攻击冯玉祥“秘结赤党，盘踞神京，号召乱徒，利用邪说”（注：“张宗昌转吴佩孚等通电”，（奉天公署档）《奉系军阀密电》3册，4-5页。）。张作霖、 张宗昌等在进攻国民军时也以“讨赤”相号召。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直军阀的联合扩展为与晋、陕、甘等地方军阀的联盟，并于1926年5月10 日在京成立讨赤联军办事处（注：《申报》1926年5月20日。）。 国民军领导在主观上虽然日益右倾，但在实际上国民军却充当了革命的盾牌，不自觉也不情愿地成为大革命的同盟军，并被迫完全投向广东革命政府一方，这就是历史赋予国民军在南口大战前的特殊政治角色。
    1926年4月下旬起， 国民军在从察北多伦至直隶易县并延伸到晋北的千里战线上，抵抗直、奉、晋三系军阀的联合进攻，战争的中心点在京西的南口，故史称南口大战。与此同时，国民军二军残部李虎臣（云龙）及名义上隶属国民军三军的杨虎城，联合率部抵抗吴佩孚委任的“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刘镇华“镇嵩军”对陕西的进攻， 开始了长达8个月之久的“西安守卫战”。该战虽然独立于南口战场之外，但也是国民军抵抗北洋军阀联合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口大战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冯玉祥出国前，曾派马伯援赴广东请援（注：《大公报》（长沙）1926年4月17日。）。4月10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与马伯援洽谈后致函冯玉祥，表示要“期于相当时期会师中原，共赴国难，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33、37页。）。但是，此时双方仅互视为盟友。奉、直、晋的“联合讨赤军”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而国民军各军总兵力共约20万人，能直接投入战斗的仅为16万人。所以，它十分迫切希望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和配合。广东革命政府也正准备出兵入湘援助唐生智，对国民军在北方的作用十分重视，故加紧对冯进行工作。4月5日至6日，鲍罗廷和于佑任在库伦连续与冯玉祥会谈， 商议国民军与广东革命政府合作，并劝冯加入国民党（注：〔美〕盛岳：《莫斯科和中国革命》，奚伯铨、丁则勤译，台北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50 页。）。尽管如此，直到5月上旬为止， 国民军抵抗奉直军阀进攻的南口大战，仍属军阀混战，性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冯玉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于5月10日， 即在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注：《冯玉祥日记》（2），178页。）。不久，他又表示让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是冯玉祥在政治上真正的进步。此前，冯玉祥长期标榜自己是“君子群而不党。”这既反映他对政党政治的无知，同时也说明他害怕政党的组织纪律会削弱个人权势而失去对军队的控制。现在，他改变了自己与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系，由盟友变为属下，走出其人生道路重要的一步。
    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商大计（注：《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53页。）。6月中旬，冯玉祥致谭延闿和蒋介石一密函，报告派刘骥、李鸣钟由苏赴粤“全权”商定国民军与广东合作办法，并催促广东方面早日北伐。他在函中进一步表示：“毅然加入国民党，与诸同志联合战线共同奋斗”（注：《冯玉祥致蒋介石、谭延闿密函》，特字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111页。）。不久徐谦由苏联回到广东， 向国民政府报告冯已在莫斯科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刘骥到广东后，代表冯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与国民政府商定：1.冯玉祥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的北伐；2.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刘骥将此决定托苏联顾问电发莫斯科。几天后，冯玉祥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爱国将军冯玉祥》，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