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身兼国民党元老和新文化运动的监护人，的确提示了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某种衔接。尤其是一些国民党人借蔡之力而进入北大，是不少在区分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基础上论述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精神之研究者所论不多的层面（注：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国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5期；《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有意思的是，王星拱根本认为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北京国民党人主要的革命“目标”是北洋军阀，而破除迷信和诋毁礼制不过是“向这一个目标进攻的连带方法”。这与一些北洋军阀的观念非常相似，直系军阀李倬章在1924年便将蔡元培视为国民党“南方”派来的细作，他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注：转引自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136页。）从五四运动后不久即有人说五四学生运动把本是思想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引上了主要关怀政治的“歧途”，这个看法固然不无偏见[3]；但若矫枉过正而将新文化运动视为“进攻北洋军阀”这一政治目标的“连带方法”，似乎也离五四人当时的观念太远。
    身与五四学生运动的许德珩对此的看法便不同，他认为五四精神主要表现在“对于民族的信心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两方面”，自五四运动认识了德、赛二先生，“转变了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和学术研究的风气。‘求学不忘救国’与‘救国不忘求学’的两句警语，不惟把旧时读死书的书呆子从字纸篓里拖出来，放到民族自救的熔炉里去，体验他们的学术，致用他们的学问，同时也使那班久假不归的先生们有所警觉，知道担负改造未来的新中国之重任的青年，是需要学问，需要努力于学问的。这是当日青年的自觉，因为有这种自觉，所以在当时不维[惟？]各种学术的研究是在蓬勃的发展，就是各方面的事业，也都被青年们的觉悟，达到蓬勃的发展”[4]。
    这就是说，五四人认为政治和学术是互相关联而缺一不可的。这其实也不完全是认识了德、赛二先生之后的新知，很可能不过是政教相连而不分的中国政治传统观念的一种“现代表述”而已[5]。但“读书救国两不误”这一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虽有其时代的“正当性”（注：比如主张学生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254页。），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杨荫杭在五四运动后两三年间便观察到：“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他认为“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而当时的情形恰好是“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注：杨荫杭这些文字见《申报》1920年12月20日、1921年9月29日、1923年2月3日、2月6日，均收入其《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63、422、711、713页。）。“两不误”的取向可能导致“两皆误”，这大约是一些时人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的一个现实的考虑；但另外许多人确实以为可以做到“两不误”，也是事实。
    或许是因为抗战的原因，许德珩与吴稚晖、王星拱一样，仍将五四运动归结到执政的国民党方面。他说：五四的时代已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不是23年前的了，“当日大家要求‘德先生’，不过只是一个提倡的口号，而国父孙中山先生奋斗四十年的民权主义，现在已经成了全民族共同信奉的信条，是如何的有待于我们今日青年努力的实施。当日要求‘赛先生’，也不过是一种提倡的口号，而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各科学的进步，已经脱离了提倡的时代，达到自己研究、自己发明和创造的时代，并且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是建设新中国之科学的结晶，有待于各种科学家去努力的发扬光大和正确的奉行”[4]。许德珩的论证思路与吴稚晖的比较接近，不过他尚知道德先生的对应者是民权主义，而且他无意改写历史，所以将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联落实在时代已转变的“现在”与将来。
    另一位身与五四学生运动的罗家伦此时与国民党的关系已非常密切，所以他也努力论证国民党与五四的关联。与吴稚晖和王星拱一样，罗家伦也从历史的角度寻找双方的关系；与他们相反的是，他把国民革命看作学生运动的发展。罗氏主张，“五四运动是青年革命运动也就是当年所谓学生救国运动，五四运动烧起了中国民族意识的烈焰，所以由青年革命运动扩大而为民族革命运动，就是现在一致努力的国民革命运动”。而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的传承就落实在“受过五四潮流震荡过的人，青年以及中年，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他根据自身的经历指出：孙中山“对于这个趋势，是感觉最敏锐，而把握得最快的人。他对于参加五四的青年，是以充分注意而以最大的热忱去吸收的。他在上海见北京学生代表，每次总谈到三四点钟而且愈谈愈有精神，这是我亲见亲历的事实。所以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从五四运动里吸收的干部最多，造成国国革命一个新局势”[6]。
    的确，国民党在民国二年后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群众运动期间，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乃由进步党唱了主角，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之外。山田辰雄根本认为孙中山对五四之前的新思潮不怎么关注，只是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才因支持学生运动而认可新文化运动[8]。吕芳上近年的研究表明，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之密切程度远超出过去的认知。若从民初社会广义的新旧之分角度看，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无疑都在新的一边。但是这广义的同并不能改变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是有着许多重大思想歧异、基本社会组成也极不相同的两个运动这一事实。正如吕芳上的书名“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所提示的，国民党人是在运动之外，“回应”新文化运动的[9][10]。
    比较《世界学生》杂志上述诸说，同是论证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联，吴稚晖最为信口开河，可以说完全是根据党派立场随意“重写历史”，王星拱将此落实在蔡元培身上，稍更接近实际情况，但其所论仍非常勉强，有着亲身经历的罗家伦的论述最接近历史真相，但他把国民革命视为五四青年运动的“扩大”则又忽视了国民党自身从同盟会以来的长期“革命”传统（已执政的国民党仍长期以“革命”为号召，相当能体现20世纪中国的激进特征），而许德珩将两者的关联置于时代已转变的现在和将来，处理得相当巧妙，不过他试图将德、赛二先生和民权、民生二主义联合起来的努力，却不免牵强，仍透露出为当时的现实需要而进行“宣传”的意图。
    应该说明的是，不论这些人当时的政治认同如何，他们的主要身份认同还是文化人，他们之所以特别要论证五四精神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关联，也许有一个当下的隐衷，那就是当时中央政府电告各省市，以五四非法定纪念日，令各地不要举行纪念会。王芸生以为，“中央令勿纪念五四，当然是无取于学生干政之风”[11]。然而《世界学生》杂志“觉得五四对于青年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期，我们尤其感觉要继续五四的精神，所以特地编印五四特辑”[12]。既然值得纪念，又不欲违背中央不举行纪念会的意图，五四还能纪念的当然就是“学生干政”之外的内容，特别是其“精神”。如果能论证五四精神与国民党及国民革命的关联，则这一纪念就更加具有正当性，至少政府或会承认此举之“政治正确”性了（这只是未经证明的推测，仍不排除这一特辑是受国民党某方面的“指示”而出）（注：国民党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显然是不一致的，周策纵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大约同时（1941年7月）公开表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态度，虽然他对五四学生运动也曾大致肯定。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473-474页。）。
    所以《世界学生》杂志社的社长杭立武总结各文内容说：“五四精神”就是“青年自觉和奋斗的精神。自觉就是认识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奋斗是担负责任所包含的工作。这精神应用到外交就成了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要求，应用到内政便成了民权主义的运动，应用到教育文化便加强了新文化和学术科学化的潮流”[13]。后面这两方面确实也是相互关联的，许德珩和顾颉刚都以回忆为基础讨论了这一关联，然而这两位当时的北大学生所见却不甚一致，无意中透露出其所属的“家派”对于五四历史记忆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