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立武回国后于1930年开始担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受其邀请，1931年拉斯基有函来，答应于11月间莅华讲演，朱家骅、杨杏佛尤极力赞助，朱家骅还答应筹集川资招待各项费用。议定之后，不料“九·一八”事变发生，拉氏也以教务羁身，函请展期。此前，杭立武为迎接拉斯基来华，准备出版一书，向国人介绍拉斯基的思想学说。他约请了萧公权、卢锡荣、吴颂皋、张奚若分头撰述关于拉斯基思想学说的文章，至12月全稿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代印发行。商务刚开始排版，日本挑起“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军炮火。至秋间商务复业，在印刷所旧址瓦砾灰烬中捡得残稿数十页，经整理仅得《政治典范要义》一篇，杭立武又从萧公权处索得《拉斯基思想之背景》一文底稿，复自另撰《读拉斯基思想之背景书后》一篇汇辑成册出版。从萧、杭关于拉斯基思想背景的文章来看，杭立武不同意萧公权对拉斯基思想背景的分析，认为萧公权批评拉斯基在三个地方是不妥的。第一，萧公权说拉斯基“虽自命为边沁之依钵，实不过取功利主义之面目而弃其精髓”，杭立武则认为拉斯基思想与功利主义中心主张相同；第二，萧公权说拉斯基一面既接受格林的伦理个人主义，一面又拒绝其据此而成立的公意说，不免自陷于矛盾。杭立武则认为“真意及公意，与伦理之个人主义，并无如萧君所谓有连锁性也”。所谓伦理、所谓公意皆无先天预定的必然性或普遍性，一切皆依各人日常亲历的经验而定；第三，萧公权认为拉斯基应用詹姆士宇宙多元论于政治哲学是失败的，其故有二：一是拉斯基主张政治权威多元，但又未“计划相当之复性机关，以表示施行之”，二是拉斯基所采用的多元论与其思想背景中的其他原则相抵触。杭立武则认为拉斯基既然主张政治权威为复性，就无须画蛇添足以计划具体制度。而所谓思想背景抵触云云，实因未能细按之故。（注：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黎明书局1933年版，第133～142页。）
    1929年，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欧美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乃至人心的冲击是空前的，对始终关注现实并不为学问而学问的拉斯基也有不小的思想影响。这种背景促使他进一步关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社会平等问题，《现代国家自由论》及此后出版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国家的理论与实际》、《自由主义的兴起》等都含有这种时代背景对他的影响，使他“从绝对的自由主义出发而转入于一种的社会主义。从个人的自由，而转入社会经济的平等”（注：张维桢：《读拉斯基的〈现代国家中自由问题〉》，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3号。）拉斯基思想的这种变化，引起民国知识界的关注。尤其是王造时，他先后翻译了《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际》。王造时说拉斯基的思想“这几年来有急剧的变化。回想1929年至1930年我在伦敦听他的讲，与他在一块讨论的时候，他的思想还是不出进步的自由主义的范围。现在我译完这书之后，我很诧异他的思想前进程度的深远了。1929年起的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及1930年后国际政治的急变，尤其是侵略国的穷兵黩武，及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大概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注：拉斯基著，王造时译：《国家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译者序”。）“这两本书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转变，并且是1930年来世界各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反映”，“如要明瞭现代民主政治与国家的本质，这两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注：拉斯基著，王造时译：《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译者序”。）而张奚若对拉斯基思想急剧的变化则难以接受。1936年，拉斯基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一书出版后，张奚若撰文评论该书，称它“乃是对于自由主义一种富于极端挑战性的唯物史观式的解释”。他不满拉斯基同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他说：“一个人尽可相信共产主义，不必定要相信马克斯主义；尽可接受马克斯主义的革命部分；不必定要接受它的唯物史观部分；尽可承认唯物史观的相当部分，不必定要承认它的全部分，更不必拿它的全部分去解释人类的全历史。”（注：张熙若：The Rise of European Liberalism（书评），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
    三
    拉斯基思想自大的方面来看，是欲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成份，早期偏重自由主义，30年代开始偏重于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激进的费边主义者。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认为掌握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会运用国家政权力量来维护其根本利益，不愿用民主制度来解决阶级关系，经济越是恶化，资产阶级越是不愿解决社会问题，则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趋尖锐，则革命的企图将不可避免。但革命不一定成功，俄国革命的成功不过是“特殊经济环境的产物”，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不要奢望革命一定就能带来好处，“暴力革命纵使获得了成功，也必然会停止民主的程序。……我们从1789年和1917年的经验知道，它会引进一个残酷的时代。如果暴力革命失败，它就会把人们……带进一个可怕的丛林，人的尊严将被对权力的欲望而牺牲掉。”（注：拉斯基：《论当代革命》，转引自刘绍贤主编：《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2页。 ）而资产阶级若要维护其根本的利益，就要搞“同意的革命”，就是“用和平的方式，以协商而不是以暴力来改造国家的各项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拉斯基偏爱资本主义，他其实是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追求一种非根据财产所有权而是根据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公民的资格的社会平等。他认为作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非常偶然的结合。当民主政治成为要动摇资产阶级财产权力基础的时候，资产阶级将视民主政治为仇敌，因为民主政治是给群众以正式宪法权力的。政治的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又必然受到经济领域的所有权的限制，“只有在公共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政权才能不偏不倚地被用来保护社会内每个成员的利益。”（注：拉斯基著， 王造时译：《国家的理论与实际》，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7页。 ）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治民主，实行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而是结合资本主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制度，即“计划化民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