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民说”的理论基础是西方人有关“民族帝国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欧美各主要国家由民族主义而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一些进步的思想家立刻对其本性进行探讨，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之结果。梁启超对此变化趋势高度重视。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月十四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四十二、四十三合刊上发表的《托辣斯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简直就像后来被我们所信奉的列宁主义一样深刻。梁启超在文中说：“托辣斯之起，原以救生产过度之敝，使资本家得安然享相当之利益。十年以来，其组织日巧密，其督理日适宜，遂使美国的业产增数倍活力。”然而，生产进步的结果又产生了资本的过度膨胀，“岁积其所殖之利，如岗如陵，已如无复用之之余地。此亦英雄髀肉之所由叹也。故全美市场赢率日落千丈。曩者，英人有事于南非，募军事公债五千万。美人争馈者若鹜，不旬日而全集之。此皆满而思溢之表征也。故美国人之欲推广业场于海外，如大旱之望云霓，其急切视欧洲诸国倍蓰焉。由此以谈，则美国近来帝国主义之盛行，故可知也。天下事惟起于不得已者，其势力为最雄伟而莫之能御，美国之托辣斯，由生产过度之结果也，其帝国主义又托辣斯成立以来资本过度之结果也。皆所谓不得已者也。”梁启超何以将帝国主义的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一日出版的《新民丛报》为《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所写的广告词说得十分明白：“帝国主义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国、屋人社以扩张其势、开拓其版图之谓也。今日世界号称强国者，盖无不守此主义，而其膨胀之力已浸浸乎越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于我国而未有艾也。我国人将欢迎而利用之，抑为推倒、所摧灭也。今本书之曰怪物，则其议论之新奇精警，虽未开卷而可想见。本书特采译之，以为我国人之鉴观而猛省焉。”如此说来，此时的梁启超不仅掌握了当时西方最为进步的学术理论，而且开始用此理论来分析中国人所面临的形势，这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第二，“新民说”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民族主义新中国。这里有必要解释何谓“民族主义国家”的问题。一个民族，其国家制度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梁启超曾写过《国家思想异同论》一文，根据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今译名布伦奇利）的国家学说及世界发展之大势，曾提出“十八世纪以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乃为专制国家，“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为民族主义国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乃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看来，民族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以后以民权、民主思想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显然，这种国家制度至二十世纪初年在我国还未存在过。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民，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成民族帝国主义，而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固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那么，我们能否越过民族主义国家的阶段径直来建设一个民族帝国主义国家呢？梁启超对此予以坚决的否定。他说：“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殖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22页。）梁启超的这段话是十分深刻的。在未建立民族主义的民主国家之前而设想建立一个“民族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是空想，而它在实际上只能建成一个极端专制的极权国家。所以，与帝国主义“竞争”、抗衡，既不能死抱着专制主义的国家思想不放，更不能实行所谓将国家利益放在全民利益之上的“新专制主义”的国家思想，而只能走民族民主主义运动之路。
    第三，“新民说”的核心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让全体国民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而树立起现代公德、自由、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近代中国应走“新民”之路，并不是梁启超首先提出的。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广学会的主持人李提摩太就向翁同和献策：“政有四大端：曰教民、曰养民、曰安民、曰新民。”（注：翁同龢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九月九日日记，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9页。）当时的梁启超正好任李氏的中文秘书，他一定知道李教士的这一主张。不过，现在的梁启超在认识“新民”的意义上与当年已有天壤之别。李提摩太之“新民”，就是要人知信仰之义，而梁之新民则有了全新的意义。他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6页，第5页。）他当时认为，中国自古“有部民而无国民”。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即他所说的：“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这种“势”即我们所说的“必然性”，内容大体有二：其一、中国两千年来之所谓国家者只是皇族一家一姓之国家，非全体民众之国家，普通百姓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这怎么能够成为“国民”呢？特别是在北美大陆考察了华人社区的情况时，与美国民众相比较，梁启超更加寒心。他进而认为中国人“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其二、“国民的品格”是在民族矛盾、民族对抗过程中逐步养成的，中国数千年来虽然也存在着汉民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矛盾，但这是中华各民族“自家”之事，华夏民族与西方各主要民族处在隔绝状态下，不可能形成“国民意识”，这诚如任公当时所说：“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第6页，第5页。）任公认为，在当今之世，无此资格就“无以自立于天壤”。为此，他特改《清议报》为《新民丛报》，并在该报章程中特别提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注：《新民丛报》创刊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又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页。）
    第四，实现“新民”的主要途径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走中西学相结合的道路。而就当时来说，更要注重学习西方的思想学术。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和以新学说代替旧学说的历史性任务。
    由以上四点可知：此时的梁启超不再是一个跟随今文经师康有为的背后鼓吹托古改制的宣传家，而是以世界上最新的思想成果从世界格局中来科学分析中国人现实命运的新型思想家了。中国人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梁启超以中国人数千年未有之学术来探求民族生存和发展之路，得出了数千年所未有之认识。这就是“新学”，就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思想成果相比肩的中国学术思想，这一思想不管包含了多少唯心论的杂质，但在事实上成为20世纪中国人的新精神，从此之后，中国人不再从挽救气数已尽的“王权”上兜圈子，而是改弦更张，走进数千来从未走过的民族民主义运动的新领域（注：李泽厚曾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讲到了五四思想文化运动的主题一是反帝，二是进行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本文被收入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而在事实上，梁启超的新民说已经揭示出这一划时代的主题。）；中国的思想家再也不必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那样将西方的学说纳入已经过时的中学体系之中，而是径直的采用西学（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说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了。因而，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起点是梁启超的“新民说”。从此之后由他本人而不是由康有为执言论界之牛耳而影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