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主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注：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08页。）要想夺取全国政权，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但遗憾的是，孙中山“从来不曾创造一种真有革命性的军队。”（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39页。）
    孙中山的战争事业，是从兴中会时期开始的。孙中山先后派遣革命党人联络并依靠会党发动了广州之役和惠州之役。会党是民间秘密结社，主要是由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组成的，大都以宗教迷信作为团聚的纽带，通常采用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既具有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性，又缺乏明确的民主革命意识。因此，发动会党起义是必要的，然而依靠会党夺取全国政权却是无望的。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认识到会党“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30），因而把目光转向新军，断定取得新军，方可成事。新军是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化军队模式组建而成的，虽然在组织编制、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优于旧军，但是在阶级实质方面却与旧军并无二致，均为清朝统治工具。新军的领导权掌握在封建官僚手中，下层官兵对社会现实虽多有不满，但大都没有进行根本改造的民主革命理念。孙中山派遣革命党人瓦解并发动起义，是有利于推进革命之举，但企图依靠新军夺取全国政权却只能是幻想。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典型例证。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三易其名，即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站在其对立面的则是北洋军阀。孙中山在反袁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中，并没有从已往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着手建立革命军队，而依然走着联络既有军事力量的道路，依靠西南军阀，反对北洋军阀。所谓军阀，系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区别主要在于各自依附的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有所不同。就阶级基础和政治诉求而言，西南军阀和革命党毫无共同之处。西南军阀意在借助孙中山声望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而孙中山则企图利用西南军阀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完成革命大业，真可谓南辕北辙，失败是命运的必然归宿。
    鲁迅曾经指出：中国“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注：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可以说，没有“党军”作依托，也正是孙中山在某些关键时刻，倾向和平妥协、放弃武装革命的诱因之一。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才如梦初醒，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注：《孙中山选集》，第917页。）因而他决定开办黄埔军校，“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注：《孙中山选集》，第917页。）可惜的是，在黄埔军校开学不到五个月，孙中山就离开广州，单骑北上，谋求和平统一去了。
    孙中山长期没有使武力与农民相结合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注：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78页。）当时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是“民众”的主体，“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3页。）先进阶级要想完成武装夺取政权，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使革命军队与农民群众相结合，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依靠会党、新军和军阀进行革命战争，其中新军和军阀都是脱离农民群众的，只有会党与农民群众有些许联系。孙中山在联络并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朦胧地意识到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革命知识分子只有和农民“分头合作”才能实现民主革命的理想。孙中山之所以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纲领，目的之一就是想借此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孙中山即使在局部地区掌握政权的时候，也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给予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民主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但孙中山却没有引发这个大变动，因而使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往往得不到农民群众的支持而陷于孤军奋战的境地。直到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才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基础”（注：《孙中山选集》，第935页。），并提出“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注：《孙中山选集》，第953页。）的正确主张。可惜的是，这些主张尚未得到落实，孙中山就不幸撒手人寰了。
    上述三个方面，就是孙中山终生未能夺取全国政权、实现民主革命理想的主观因素。这固然导源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同孙中山本人思维模式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