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意识形态重构的催化。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文化正统，宣传部门系统地、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其中包括50年代初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和《毛泽东选集》1卷～3卷的编辑出版。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还举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全国大中学校师生100多万人参加了政治学习。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知识分子都必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述理论逐渐内化于知识分子的心理或价值意识，与其原有思想观念不断融合，促使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发生变化。很多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所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中，毛泽东的著作给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最大的。陈垣“解放以后，得读《毛泽东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12]（P796）。老舍觉得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找到了“新的文艺生命”，他说：“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么去服务”[13]。沈从文反复强调《实践论》对自己的影响。贺麟也说：“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其中论矛盾的转化的原则特别给我以更新改造的无限鼓舞和勇气。通过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理”[14]。
    3.政策改造的灵魂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起初注重“争取”、“团结”，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5]（P255）。各级人民政府举办了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并利用寒暑假学习会以及经常的政治学习组织各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机关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理论学习外，政府还通过业务活动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帮助他们转变。1951年秋以后，新政权基本稳固，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偏重“教育”、“改造”，发动了侧重政治教育和政治立场转变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为了帮助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逐步完成，日益突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批判和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过几年的学习和改造，知识分子有了明显的转变。周恩来在1956年1月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6]（P162-163）。
    三、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成果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历史合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心思定，厌恶动乱，渴求安定团结。时代要求最紧迫的，是认同一个统一的价值行为规范，以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实现富国强民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国家各项建设，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领域工作，促进了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1.文化事业。语言文字改革是这一时期文化事业上的重大建设。黎锦熙、成仿吾等许多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中去，制订出汉字简化方案以及汉语拼音方案，为统一汉族语言，走世界拼音文字的道路扫清了障碍，特别是为人民大众学习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到1956年为止，还为尚无文字的少数民族，拟出了16种民族文字方案，为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许多反映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现实斗争的文艺作品脱颖而出。如小说《保卫延安》、《把一切献给党》；诗歌《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想念我的祖国》；散文《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祖国--我的母亲》；话剧《战斗里成长》、《明朗的天》；故事片《董存瑞》、《中华儿女》以及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抗美援朝》等。少数民族文学也有较大的发展。苏联的许多文学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2.教育事业。知识分子积极支持国家的教育改革，在课程改革、学制改革和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金岳霖、华罗庚等著名专家学者积极参加了制订课程改革方案，为各个专业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各大高校的知识分子努力适应统一的教学计划，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改革教学和考试方法，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还毅然离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奔赴落后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学校。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下，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3.科技事业。科技知识分子按照国家的安排，集中力量研究规定课题，并借鉴苏联经验，使科学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有的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如对全国地质的普查和研究，对长江、黄河、淮河的治理研究，对棉蚜等病虫害的研究，对血吸虫病等危害人们健康最严重的几种疾病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对北方炼焦煤的分类研究以及合成橡胶的研究等等，都全面展开。在冶炼技术方面，高炉、平炉利用系数及钼精矿去铅等，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生物学研究方面以及在利用、大型企业设计和大型精密机械制造等许多方面，也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最突出的是运用地质构造原理、矿床理论的推演及现场钻探的证实，将东北煤田扩大了10倍，以及设计制造7.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和可解四阶常系数微分方程组的电子计算机。
    然而，历史总是存在悖论。出于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出于自身的原罪意识，自觉不自觉地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歌颂社会与批判自身。虽然拥护中国共产党、服从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与对社会进行批判性思考并不矛盾，但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没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与此相联系的是，学术上产生了某种模式化、单一化的倾向。许多知识分子急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又受到极“左”错误的影响，往往把学术信仰的改变与政治立场的转变等同起来，结果出现了一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17]（P149）的文章和著作。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负面效应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为人们所重视。为了坚守自己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近20年来知识分子曾经两次对此做了有益的尝试。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刚刚从社会边缘重返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渴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某种不佳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的使命。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人文精神成为再次冲出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超越世俗的顾虑，实现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重要精神依托。
    〔收稿日期〕200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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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N].光明日报，195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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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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