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巴驾的修约活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将满12年，美国再次发起了“修约”活动。美国对这次“修约”是有充分准备的。
    1855年秋，有名的“中国通”巴驾被任命为驻华公使，这是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唯一能说、能读、能写中文的公使。巴驾在华活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顾盛使华时曾任中文秘书，以后又多次担任副使，这次美国政府任命他为驻华公使，就是要利用他在华十几年与清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完成“修约”的任务。美国政府在给巴驾的训令中要他完成如下使命：美国外交代表进驻北京；无限制扩大贸易，允许美国商人在中国任何地方进行商业活动；取消对美国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等。巴驾深知英法的合作在“修约”中的重要性，所以在赴华前先到了伦敦和巴黎。在伦敦，他会晤了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勋爵，巴驾提出了英美法三国在对华“修约”问题上合作的建议，得到了克拉兰敦勋爵的赞同，并答应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与之合作。在巴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接见了他。巴驾向瓦尔斯基通报了美国在这次“修约”活动中的目的，并希望得到法国的支持。此时，法国不仅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是英国的同盟国，在远东也是英国的亲密伙伴，而且看到美国之所欲正是法国之所想，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巴驾的要求，并训令法国驻华公使“在开始从事一切谈判的尝试前能和巴驾博士取得共同的协议”（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巴驾一到香港，马上同英使包令和法使顾随勾结在一起，共同讨论“修约”问题。1856年5月2日，巴驾向叶名琛提出照会，声言《望厦条约》已满12年，要求清政府派遣钦差大臣，授予全权，在北京修改条约。英法也分别于5月16日及6月4日向叶名琛发出照会， 支持美国的“修约”要求。咸丰帝在接到叶名琛关于三国联合“修约”的报告后下旨说：“各夷议定条约……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66页。）由于广东交涉没有结果，巴驾于7月1日离开香港， 扬言要在美国舰队的护送下到渤海湾与清政府谈判“修约”。并希望包令与顾随同去。当时英法感到和平“修约”无法达到目的，使准备诉诸武力，因此仅限于在外交上支持巴驾的“修约”活动。巴驾到达上海后，首先会晤了已革职的上海道吴建彰和摄理上海道兰慰霞，重演威胁利诱的伎俩，他声称：“拯救满清政府的唯一途径，是放弃闭关政策……，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持满清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定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注：卿如辑《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0页。）。”但咸丰帝对巴驾疑虑很深， 严令两江总督怡良“暗中防范”。由于预定护送巴驾北上的美国舰队迟迟未到和上海的清政府官员竭力阻拦，不仅北上之行告吹，巴驾在上海四个多月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只得于11月南返香港。至此，以美国为首的第三次“修约”活动又以失败告终。
    显然，英法的消极态度是巴驾失败的重要原因。虽然英法在侵略中国问题上与美国同样迫切，但他们在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并且，英法从上次“修约”失败中得到教训：“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从中国取得重要的让步”（注：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0页。）。1856年秋， 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英法得以在远东加强并完成军事部署。从此， 西方扩大侵华权益的方式由外交转入战争。 1856年10月，英法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列威廉的“渔人外交”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竭力拉拢美国参战。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在致美国总统布坎南的信中，希望美国能给予法国已经给予的那种合作。然而，美国的反应十分消极，国务卿卡斯以宣战权不属于美国政府为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美国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并非因为它与英法在利用“亚罗号事件”后的形势，扩大美国在华特权这一目的上有什么不同，其分歧仅仅在于采取什么最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
    当时，美国在远东的实力远不如英国，甚至比不上法国，如果参加英法的军事行动，只能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色。但如果采取“中立”政策则可以居间调停，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美国采取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完全相同的态度：一方面支持英法的侵略战争，一方面又宣布“中立”，并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进行趁火打劫的外交活动。这一政策的确立决定了巴驾的被解职，美国另派列威廉为驻华特命全权公使。美国国务卿卡斯在给列威廉的训令中要求他通过和平合作帮助英国实现“修约”要求，并特别指示他与俄国公使保持友好关系。这样，美国又开始了以“渔人外交”为特色的第四次“修约”活动。
    1857年10月，列威廉到达香港，马上与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勾结在一起，并数次照会叶名琛，要求就“修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就目前形势进行调停，但均遭到了叶名琛的拒绝。1857年12月底，英法联军再次对广州城发起进攻，次年1月，广州沦陷，叶名琛被俘。 英法占领广州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纠合列威廉和普提雅廷一起北上，2月份到达上海。列威廉故伎重演，于2月10日照会清内阁大学士：“本大臣愿望中国与西域各国竖立和好之基，酌定条约，如果合约竖立，中国四海后必无割削边疆之虞……惟能立新例，许外国商民沿海各港，使入内河，交相贸易，谅贵国必有中兴之日。”（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嘉庆、道光、咸丰朝），第280页。）随后， 列威廉提出要清政府派员到上海讨论“修约”事宜。英法俄亦提出类似的照会。而此时咸丰帝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西方此举“显系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厌之求”（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2页。）。 将四国的照会予以驳回，并要他们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对此，英法公使极为不满，决定率军北犯白河口，列威廉随英法军队前往。4 月24日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到北京或天津谈判。英法限清政府6天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攻占大沽炮台。 列威廉在照会中则声称愿意充当“调停人”。列威廉的照会，使清帝产生了一定的幻想。4月28日，咸丰帝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 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英法以谭廷襄不具有全权资格，拒绝原定的会谈。5月5日，列威廉与谭在大沽口会晤，但谭很快便发现，美国的意图实质上与英法是一致的。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谭廷襄指出：美国“论其迹，与英法迥异，诛其心与英法相同也”（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62页。）。“现在英法阳示其恶，美俄阴济其奸， 强弱不同，其为贪得无厌均出一辙”（注：《筹办夷务始末》（一）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1页。）。 谭廷襄认为美国是想坐收渔人之利，因而没有答应列威廉的要求，谈判于是中断，列威廉坐视英法的进一步行动。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并乘势进至天津， 扬言要向北京进攻。清政府派桂良和花沙那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议和。列威廉趁机表示愿为双方继续“调停”。6月7日，列威廉会见桂良和花沙纳，向他们宣读了一份详细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长篇文件，大谈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再一次强调“利益均沾”原则并对清政府进行威胁。迫于英法的武力威胁和美国的恫吓，清政府于1858年6月18 日签定了中美《天津条约》。这样，美国不费一兵一卒，获得了英法用战争手段追求到的各项特权。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曾嘲讽道：“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赴世界彼端，手提篮筐，站在树下，静等树上的伙伴将果实摇落，甚至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注：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3页。）泰勒·丹涅特的这段描写， 是对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立政策的鞭辟入里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