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万氏更尖锐指责的是元代行右昭左穆，违背了左昭右穆的典制。这个问题涉及到以下两个认识问题。
    首先，按古代礼仪习俗，席位以左为尊，但就地位而言，又以右者为尊，如《礼记·王制》所称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之以蔺相如功大，“位在廉颇之右”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例。（注：参见杨琳：《左右尊卑文化现象的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夏之卷。）正由于此，元博士刘致说：“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无定制”，为尊右说找到了历史依据。
    其次，英宗以来，元代又恢复了左昭右穆之排列位序。
    蒙古人尚右，这种尊卑观当然会对宗庙神主位序排列产生直接影响。应该注意的是，最初的事实尚不仅如此。
    大德十一年（1307年）定太祖（成吉思汗）位居中时，列睿宗（拖雷）为西（右）第一室，其子世祖（忽必烈）西第二室，世祖子裕宗（真金）西第三室；而顺宗（答剌麻八剌）为真金次子，列为东（左）第一室，成宗（铁穆耳）为真金三子，列东第二室，此后各帝去世，大致按此原则排列。显然，这种排列“昭穆不分，父子并坐，不合《礼经》”，为此，刘致在为“右尊”说辩解的同时，又巧妙地从两个方面指出现状的自相矛盾之处，一，“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庙，国家宗庙亦居东方（即居左位）。岂有建宗庙之方位既依《礼经》，而宗庙之昭穆反不应《礼经》乎？”二，“（且）如今朝贺或祭祀，宰相献官分班而立，居西则尚左，居东则尚右。及行礼就位，则西者复尚右，东者复尚左矣”。可见，刘致想恢复汉地左昭右穆位次传统的意图十分明显。不久，集贤、翰林、太常诸臣也就此话题认定，“国朝”建太庙既然遵循了“古制”（即右社稷左宗庙。元太庙建于宫城之东，亦即大都城东齐化门内），那末，“古尚左，今尊者居右为少屈，非所以示后世”，太庙各神主的位次又作了如下重大调整：太祖仍居中南向，睿宗改左一室，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左，为昭之第二世。以下又据“兄弟共为一世”的原则，排成宗、顺宗、显宗（甘麻剌，毁于天历元年）居右，为穆之第二世；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居左，为昭之第三世，英宗居右，为穆之第三世。这样，即如刘致所所，“昭穆（父子）分明，秩然有序，不违《礼经》，可以万世法”。左昭右穆位序的恢复与原先昭穆同位的混乱排列一并予以纠正，一切都回到了汉地传统上来。
    以上方案即获英宗批准，此后亦不见有更改的记录。可以大致肯定，万氏指责这一问题时或能没有注意到后来情况的变化。
    三、关于大都“烧饭园”
    太庙祭祀作为“国之大典”，既然以“国俗旧礼”为其核心内容，那末，按常规推解，在大都便没有两次从事“烧饭礼”的必要。然而，如所周知，大都确实无误地存在一座“烧饭园”和一座“官祭场”，这里正是黄金家族和蒙古权贵按本俗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场所。（注：于已立宗庙之外再立一庙，称“原庙”，这是通行于汉地的传统（参《史记·高组本纪》裴駰集解）。我们认为，就宽泛意义而论，蒙古人于大都另设“烧饭园”祭祖，亦可与立“原庙”意相合。）
    据《析津志》记载，烧饭园在蓬莱坊南，而蓬莱坊在天师宫前，天师宫“在艮位鬼户上”；与此相关的地名另有枢密院西面的玉山馆，该馆的西北即为蓬莱坊和天师宫。上述地名中，“在东华门过御河之东”的枢密院因近于“海子”（在元皇城北面，今积水潭），故与烧饭园有关的地名均可大致推定--烧饭园应在皇城东北角之东、大致与东平角平行并且距离相近的位置上，相当于今南北河沿北端东近之处。（注：因篇幅限制，关于烧饭园位置的考订拟另行撰文。）我们关心的是，设置这座烧饭园究竟有何作用？这个问题，还是《析津志》“岁纪”篇说得清楚一些，先引录于后：
    火室房子，即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每年四月十七日天寿节后，太史院选吉日，元帝巡幸上都--撰者注）先起本位，下宫从行。国言火室者，谓如世祖皇帝以次俱承袭皇后职位，奉宫祭管一斡耳乐怯薛女孩儿，关请岁给不阙。此十一宫在东华门内向北，延春阁东偏是也。
    此段载录之关键是“火室”。杨允孚《滦京杂咏》于“先帝妃嫔火室房”句下注“火室”为“火失毡房”，这与《析津志》之“火室房子”一致（即四字应联缀）。其涵义，《析津志》与杨允孚诗之注文分别解为“累朝老皇后传下宫分者”和“累朝后妃之宫车也”。那末，“宫分”或“宫车”是什么呢？显然，就是以上引文中的“斡耳朵”，并且，具体指“十一宫”即“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其地在皇城之“东华门内向北，延春阁东偏”，（注：《析津志辑佚·岁纪》另一处说，“游皇城”队伍“从历大明殿下，仍回延春阁前萧墙内交集，自东华门内，经十一皇后斡耳朵前……”）而东华门在皇城内宫城东墙之北段，延春阁亦在宫城之北部。（注：《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西华门“在延春阁西”，延春阁在宫城北部（有关布局详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故知与西华门对称的东华门在宫城东面。）故知十一宫皇后斡耳朵在宫城东北角一带，也是宫城内距“烧饭园”较近的地带。
    蒙元时代的斡耳朵（ordo，意为“宫帐”、“行宫”）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固定的，一种可以迁徙。上述斡耳朵显然指后妃的宫帐。按元制，“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12]可以肯定，这样的斡耳朵就在宫城之内；元帝在位时这种斡耳朵是固定的，诸帝去世后“架阁”起来的斡耳朵便成为可以活动、迁徙的“宫车”，故每次巡幸上都时，属于诸先帝的宫车“先起本位，下官从行”，《析津志》的这句话可以与杨允孚的“先帝妃嫔火室房，前期承旨达滦阳”相印证。可见，所谓“火室”或“火室房子”的确切涵义系指去世元帝的后妃所掌领的斡耳朵。掌领者或仍称“皇后”，（注：泰定三年明里忽都鲁皇后、速哥答里皇后分别“诏守”宪宗“班秃营帐”和世祖斡耳朵（见《元史》卷106《表》1《后妃表》），可视为“承袭皇后职位”（《析津志辑佚·岁纪》语）之例证。）她们（或可包括其他守斡耳朵的女宫）“奉官”祭祀、管理“老皇后”传下的斡耳朵（亦称“宫分”），因而被称为“怯薛女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