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65年6月版，下同）卷一三五。），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注：《玉海》卷五四。），因此本文将它归入史书类。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注：见刘乃和：《〈册府元龟〉新探·序》，中州书画社1983年4月版。），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发起者是仁宗；所校为当代之书。
    第七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达十人之多。至“（天圣）三年十月，（《隋书》）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注：《崇儒》四之六。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
    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注：《玉海》卷四三。）
    第八次为复校：“（景祐元年）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注：《玉海》卷四三。）。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取秘阁古本对校，逾年乃上《汉书刊误》三十卷。”（注：《长编》卷一一七景祐二年九月壬辰条。又见《麟台》卷二、《玉海》卷四三。）《宋史·艺文志》中亦明载：“余靖《汉书刊误》三十卷。”参加者还有：“详定官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注：《麟台》卷二。又见《玉海》卷四三、《崇儒》四之一。）
    这次校勘，对《汉书》已至少是第三次复校了，结果又校出三十卷刊误文字。对一部史书，在约四十年内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雠校，且校正文字达三十余卷，这在我国两千余年校勘史上亦不多见。而至“神宗熙宁二年八月六日，参知政事赵抃进新校《汉书》印本五十册，及陈绎所著《是正文字》七卷。”（注：《崇儒》四之十。）即又校出不少错谬，由此亦可见校勘工作是何等艰辛。
    第九次校《国语》则是与校子书同时进行的：“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言：‘……《国语》、《荀子》、《文中子》……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注：《崇儒》四之七。）本次校勘是为考试出题之需。
    第十次为“嘉祐校七史”：“六年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理《宋》、《齐》、《梁》、《陈》、《后魏》、《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全者访求之。”（注：《玉海》卷四三。）至“嘉祐七年十二月，诏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国子监镂板颁行。”（注：《玉海》卷四三。又见《崇儒》四之十九。）其中《陈书》稍迟：“至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者始校定。”（注：《元丰类稿》（引自《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卷十一《陈书目录序》。《郡斋读书志》卷二上载：嘉祐所校七史，“政和中始皆毕。”此说与《元丰类稿》卷十一、《玉海》卷四三、卷五二所载皆异，恐误，本文不取。）
    本次校勘最值得注意之处是为校勘而搜求书籍，从《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元丰类稿》卷十一等书中可看出：当时为校勘而求书，时间上长达一年多，范围远及州县。
    第十一次为校《后汉书》：“仁宗读《后汉书》，见‘垦田’字皆作‘恳’字，使侍中传诏中书，使刊正之。（刘）攽为学官，遂刊其误为一书云。”（注：《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有：“《西汉刊误》一卷，《东汉刊误》一卷。右……刘攽所撰也。”《宋史》中亦载：“（刘）攽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注：《宋史》卷三一九《刘攽传》。）此《刊误》进呈时间为：“治平三年四月……刘攽上。”（注：宋版《东汉刊误》卷一，转引自曾贻芬：《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这次校勘的发起者又是仁宗。
    第十二次为校《资治通鉴》：“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重行校定。”（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书后之《奖谕诏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标明进呈时间为“元丰七年十一月”，即成书后不到一年就进行“校定”。后至“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九日，宰臣司马光言：‘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好学有文，欲令与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资治通鉴》。’并从之。”（注：《崇儒》四之十。）《通鉴》引书数百种，此处之“校定”，当是以他校为主。而《通鉴》付梓的时间为：“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板。”（注：《资治通鉴》书后之《奖谕诏书》。）由此可见，本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为刻印之需。
    由编纂者亲自上书、要求校定刚刚编纂之书，这在我国校勘史上颇为罕见。
    对史书的校勘在南宋仍占有重要地位，达9次之多。
    第一次始于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进奏院章效上欧阳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仍令秘书省逐旋借本校勘、抄录，藏于本省。”（注：《崇儒》五之三○。这段史料中，“令秘书省”前之“仍”字颇耐人寻味：似表示在这次校勘之前已有先例。然笔者迄今尚未发现此前有南宋馆阁校勘的记载，尚待来日。）此书书名为英宗所赐。（注：《四库全书总目》书后之附录。）本次校勘后仅为“抄录”，而未镂板。
    第二次始于绍兴三年：“七月六日，秘书少监曾统等言：‘伏闻前任本省官洪楫有《神宗皇帝朱墨本实录》、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哲宗实录》、国朝典章故事文字，望取索名件，官给纸札，借本缮写各一部，仍选差官校对，赴本省收藏。’从之。”（注：《崇儒》四之二三。）至“七月十三日，诏：‘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仍专令胡珵、李弥正等校勘。’”（注：《崇儒》四之十三。这段史料在“七月”前尚有“七月”二字，然未载是何年。但诏中有“昨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可见此诏距曾统进《神宗实录》之日甚近，因此本文将其附于曾统上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