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两宋馆阁校勘史书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便可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
    首先，从校勘的次数上看，北宋九朝校书之总次数近60次，而史部为12次，约占五分之一；南宋共校书18次，却有9次为史书，占二分之一，故其比重大为增加。
    然若将两朝校史书的次数与年数相比照，则北宋167年中，平均约14年校史书一次；而南宋的152年中，约17年才校一次。因此从校勘的密度上看，北宋仍略胜南宋一筹。而南宋校史书比重的增大，不是因校史书的绝对数值增加，而只是因对其它部类书籍校勘次数的减少而显得突出了。
    再观察一下各朝的状况。为观察之便，特列表如下：
    北宋各朝：
    太祖0次仁宗7次哲宗1次
    太宗1次英宗0次徽宗0次
    真宗3次神宗0次钦宗0次
    南宋各朝：
    高宗3次光宗0次理宗2次
    孝宗3次宁宗1次度宗0次
    从上表中可明显看出：北宋之校史书，高度集中于真、仁两朝，特别是仁宗一朝的次数，超过了其余八朝的总和（其原因见下文）。南宋则相对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除这三朝本身的跨度较大以外，高孝两朝恰是封建史家誉为“中兴”的时期；理宗朝也是南宋政局相对稳定的阶段。
    其次，从所校史书的体裁看，北宋的12次中，9次为正史，即纪传体；其余三次，分属编年体和杂史，合计仅三种史体。而当时史部书的门类已颇多，如《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中，就有故事、职官、地理等十三大类。
    北宋校史书范围的狭窄，鲜明体现出“资治”的色彩：正史本身就是“以帝王本纪为纲”的史书（注：《辞源》（商务印书馆，1988年7月版）“正史”条下。），记录着每个王朝的盛衰荣辱，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其它三次中，校《国语》是为考试出题之需，可不论；其余两部则都有明确的资治目的：《资治通鉴》自不必赘言，《天和殿御览》亦如是--仁宗摘编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鉴]戒。”（注：《玉海》卷五四。）
    南宋所校史书中，国史为纪传体，《长编》、日历、实录皆属编年体，玉牒为官修的“帝王族谱”，“以编年体叙帝系而记其历数。”（注：《辞源》“玉牒”条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则为典志体，合计亦为三种史体。因此从校勘史书的范围上讲，南宋与北宋难分伯仲。而南宋所校之官修史书，皆为后世纂修正史的取材之所，因此他们的校勘，恰是为后世正史之修奠定基础，可见其校史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资治”。
    第三，从校勘对象的重要性观察，北宋的12次中，有9次是校正史。正史是封建社会史籍中最重要的一种体裁，今天一提到中国史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二十四史。所校其它书中的《资治通鉴》，又是编年体史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自《春秋》、三传之后，我国的编年体史书一直处于低潮；而《通鉴》问世后，编年体大兴，继踵者不绝如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资治通鉴》、《明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等；我国的三大史体之一--纪事本末体，也由此而诞生；注释、研究《通鉴》之书亦层出不穷，乃至后世形成了专门之学--通鉴学。因此可以说，北宋所校史书，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史籍。
    南宋校史虽亦有9次，然多为实录、会要、日历等，对成于北宋的三部正史--旧、新《五代史》、《新唐书》却未予刊正，所以其重要性自与北宋所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是校当代之书。北宋仁宗乾兴年间所摘编之《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就已校毕镂板；对《资治通鉴》的校勘距进呈时间还不到一年。南宋对《太上日历》、《孝宗日历》的校勘亦与成书上进的时间相去不远，与北宋情况相仿；而南宋在这方面又有发展--修书未毕便进行校勘，如李焘的《长编》和其后的《宁宗玉牒》皆属此种情况。这也是宋代校勘高度发展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