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京洛阳的城市经济
    洛阳的经济，似远不如政治、园林的地位那么重要，但它毕竟是城市的一个方面，仍需要进行论述。由于史料缺乏，这里只能就几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如前所述，自五代以来，洛阳恢复的过程中，原先的坊市分离旧制已被抛弃，变而为敞开型的坊市合一制度，即商店、居民面街而居，临街开店了。这是宋代城市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洛阳亦在其中。宋政府为了充实洛阳，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迁太原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9]（卷二十）。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宋廷为适应“富民巨贾，萃于市”[10]（方域八之四）的发展情况，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10]（食货六九之七九）。这是宋代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的较早记载。当时，城市人口称为坊郭户，定等之时，按资产多少分成十等，其中上五等乃“从来兼并之家”，而下五等乃“贫弱之家”，由两者构成城市贫富不同的对立。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首先从洛阳开始，说明它有着定等的典型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洛阳城市坊郭上等户的比例应是相当大的。
    关于宋代洛阳经济，从商税收入来看，神宗以前，西京洛阳城本身及河南府所属县镇26务，每岁60456贯，熙宁十年（1077年），城内为37943贯984文，河南府其他县镇为29604贯555文，按全国商税收入排位，名列第17位（注：岁额数，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全国税额城市排序时，四川地区原为铁钱数，与铜钱比例按二折一计算。）。当年东京开封商税为40万贯，西京还不到东京的十分之一，可见商业不甚发达，但在3万贯以上，也属较发展的城市之一了。
    从曲酒税来看，制度一如东京，官造曲卖于酒户，由酒户造酒出卖。官府的这项收入，神宗以前，西京及河南府23务，每年为114195贯，绢35匹。熙宁十年，租额为120848贯637文，买扑27698贯510文[10]（食货一九之一），两者合计为148547贯147文。曲酒税在熙宁十年（1077年）统计时与商税有别，仍沿用以前贯例，没有将西京与县镇分开，无法得知西京洛阳城之酒曲税数。不过，我们按熙宁十年的商税比例折计，大体相去不远，足资参考。那年河南府总商税为67548贯539文，其中西京应占56%有余，其他各县镇不足44%。依此而计，西京曲酒税应为83000贯余。这年东京开封曲酒税额为355804贯，那末西京约占东京的四分之一强，由此可知，西京销酒量大，表现出它消费城市的特点，究其原因，应与官僚上户聚集那里有关。
    关于曲酒还有一个情况应当注意，熙宁四年（1071年）时，东京官造曲180万斤，计钱36万贯；元丰元年（1078年）东京官造曲150万斤，由于曲价提高，收入额不变。按西京酒税为东京五分之一折计，元丰元年，西京造曲应为30万斤，因为造曲与造酒都是按比例配给的。如果再以仁宗时曾下诏给三司，召人承包（买扑）东京白矾楼酒店，每年买官曲5万斤者，可拨给在京脚店（向正店批发售卖的小酒店）3000户，于白矾楼取酒沽卖（注：《宋会要辑搞·食货》二○之四记载，天禧三年（1019年）八月，白矾楼“自来日输钱二千，岁市官曲五万”。又同书《食货》二○之七记载，天圣五年（1027年）八月，召人买朴（亦作朴买），“出办课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拔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根据这一记载，西京选曲30万斤，应相当于6个白矾楼的用曲量，那末需要脚店1.8万家为其推销出售，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是否有误，不得而知，如果不错的话，西京酒户即如没有1.8万家，其数量也会不小的，真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酒店当然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
    洛阳的酒业在唐时已很发达，韦述所记之修善坊，“坊内多车坊、酒肆”。[1]至宋代，酒楼之盛者可与东京比美，当时有人说：“酒苑叔平无比店，洛中君锡有巴楼。”叔平指赵叔平，曾在东京任过参知政事，筑第东京丽景门内，后致仕返乡，府第改为酒店，这座府第“材植雄壮，非他可比，时谓之无比店”。君锡指李君锡，此人有点口吃，当时“洛中新建酒楼壮丽，李过其下，忽大言曰‘巴’，时人对作‘巴楼’”。[29]（卷七）洛阳的这座“巴楼”，可与东京的“无比店”相比，其壮丽可知。
    由于洛阳园林发达，人们爱花成癖，花市是一个重要行业，许多园林亦把游人观花当作一项可观的收入。牡丹花中的姚黄，魏紫，“一枝千钱”，并出现一些种牡丹的专业户。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记载有天王院花园中，“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万本。凡城市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仕女绝烟火游之”。有园之家，都按洛阳风俗，向游人开放，所谓：“洛中春月放园，园子得茶汤钱，与主人平分。”[30]（熙宁六年条）这虽不是公园之类的门票钱，但有一定商业性是可以断言的。
    其他如洛阳的王迪，“造墨选烟极佳”，[31]这可以反映造墨业的水平。洛阳贤相坊，宋初有一李姓染工，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善于染出花样。当时向宋廷进贡的物品中，除牡丹、蜜腊之外，还有瓷器二百事，[32]（卷四）说明制瓷等手工业与商业也是相当发达的。由于史料缺乏，洛阳的许多经济资料被忽视了，治史者应当共同努力，尽量加以弥补，才能得知西京经济之全貌。
    总之，宋之西京洛阳，在当时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政治上保持陪都地位，“衣冠将相占籍繁多”，[10]（刑法二之三三）在宋廷拥有较多的发言权，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园林上有突出特点，“生居洛阳”，这里是士大夫们向往的地方。经济及至文化等，也有相当实力，交通便利，人文荟萃，在宋代城市中仍有它的典型意义。金灭北宋，洛阳再次遭到一次毁灭性打击，元气大伤，只能沦为一个地方性城市。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云：“天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在北宋以前确实抓住了这个城市在全国的地位及其特点，北宋之后，这个城市的特点再不像以前那样鲜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