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传播
    朝鲜金属活字印刷早在高丽时代已发明，“置书籍院，掌铸字，印书籍”（注：《高丽史·世家》卷四十六。）。后在1403年设立了铸字所，铸造了数十万字。在战争中掠夺朝鲜的活字，一般说法是由侵朝将领加藤清正带回日本（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 但也有的说是将领宇喜多秀家把20万字的朝鲜铜活字献给秀吉，事实是百箱大小的铜活字89814个（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 》，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在日本，当初，因技术难度问题，只先行模仿造木活字。最早采用此法的是1593年（文禄二年）后阳成天皇敕版的《古文孝经》。1597年敕版《锦乡段》的跋中有“此规模，不久以前来自朝鲜”（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236页。），同年， 敕版的《劝学文》跋中也记有“命工匠每一梓、镂一字，其布于一板印之。此法从朝鲜来，甚无不便，故兹写此书。”（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此后，还有《日本书纪·神代卷》、《大学》、《中庸》等敕版印行。在日本直接用朝鲜活字印书出版，是从1614年（元和二年）开始的骏河版本。当时，除了用朝鲜的大小铜活字89814 个字以外，还由明人林五官制造了1 万余的活字。这些活字用于由儒学家林罗山、僧侣崇传担任顾问参与校阅后由德川家康在1615年印刷的《大藏一览集》11册，次年印《群书治要》50卷（该书印完前，德川家康去世）等（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
    由于朝鲜铜活字的传入，加上劫来的朝鲜本图书，故从庆长以来开始了以朝鲜本为底本的活字印刷。从此，印刷出版的图书很多。从庆长年间开始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活字印刷的图书，特别是有关朱子学的书，十之六七是按朝鲜本进行翻刻或复刻的。仅在从庆长到宽文的60多年时间里，日本所刊印的汉文朝鲜本、 颇有影响的图书， 至少在50种以上（注：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第17页。）。此外，在图书的装帧方面，日本原来的和刻本图书的封面是没有图样的，后因受朝鲜本的影响也开始有图样，而且在版心的黑鱼尾中使用了阴刻的花纹（注：荒野泰典等：《ァヅァのぁかの日本史》Ⅵ文化技术，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年，第241页。）。如此种种，足见朝鲜的印刷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制陶瓷技术的传播
    朝鲜制陶工艺很有特点，在明亮的白瓷上用蓝色、青色或铁釉辰砂釉画图等，相当美观，犹似我国之“景泰蓝”。在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中，陶瓷器工匠不少。他们在西日本地区传播了制陶瓷技术。在福冈、佐贺、鹿儿岛三县，特别是佐贺现存有不少窑址。根据永竹威氏所编《肥前古窑史迹附图》，大致有唐津系、多久系、武雄系、平户系等，概数有333窑，仅在长崎县内就有30余（注： 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29页。）。唐津陶器一般主要为日用杂器的陶器，作为藩主的御用窑烧制的，是相当重厚的茶器，均为茶人所爱好。由于朝鲜来的陶工在各地造窑制陶，故有依地名而定的萨摩陶器、上野陶器、高取陶器、获陶器等。以瓷器为中心的“伊万里”或色锅岛的“有田陶器”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在庆长六年（1601）锅随岛直茂去的朝鲜陶工李参平。他在移居有田乡乱桥村时，于元和二年（1616）在上白川的泉山发现了白土层，始作漂亮的瓷器。因此，至今被称为“有田陶器的创始者”、“日本瓷器的陶祖‘（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9-731页。）。另外，与李参平大体同时来到日本的陶工深海人宗传，归化后名为深海新太郎。他在最初的屯住地--有田的一座山间建窑，称”内田小瓷器“，烧成”李朝式感触最强的陶器和瓷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28-731页。）。不管李参平与深海宗传制瓷孰先孰后，均说明他们在日本传播了制陶瓷器技术，就是对”有田陶器“在今日的兴盛也是有贡献的。在日本有名的”荻陶器“，其创始人虽有诸说，但无疑是在战争中随日军部将毛利辉元来日的李勺光、李敬兄弟所创。李勺光因制陶工艺巧妙，故得毛利辉元给予的椿乡松本宅地；李敬也在宽永二年（1625）被赐予”高丽左卫门“之名。他们兄弟俩人成为”荻陶之祖“。李勺光之子在李敬的培育下，后为山村家，在大津郡深川创制了”深川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0-761页。）。此后，日本人也有成为”荻陶器“名手的，如仕于毛利家的大和人三轮休雪，他作为三代高丽左卫门新兵卫的弟子，学习陶器的制法，后独树一家，称”松本陶器“（注：内藤隽辅：《文禄庆长役にねける被掳人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761页。）。
    朝鲜文化在日本广泛深入的传播，是江户时代文化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注：拙稿：《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的现代化》、《东南文化》4、5合刊，1991年7 月。），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文化的兴盛，就不可能有明治维新以后大踏步地吸收西方文化。可见，朝鲜文化东传对于日本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历史留给现实的深刻教训
    发生在16世纪末的这场战争在东亚历史上，是牵动面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对于日本说来，明治维新以后迈上大踏步学习西方，加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则可与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联系起来。所以，丰臣秀吉该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开山祖师。当年中朝军民联合抗击丰臣秀吉侵略的胜利，也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演习。
    那么，对于已经过去了400年的这场战争， 如今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在江户时代连一般日本人对这场战争也持批判态度，认为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是”无名之师、无用之战“。如江户时代中期著名学者贝原益轩曾严厉批评丰臣秀吉的征韩之役是”集贪、骄、忿三兵的合奏“（注：林屋辰三郎等：《历史の中の日本と朝鲜》，讲谈社，昭和56年，第183页，197页。）。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出现颂扬这场战争的言论。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硕学德富苏峰曰：这场战争对日本说来”决不是徒劳无益的“，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学“（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4 页。），这样充分肯定的评论，其意在为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活动，推波助澜，制造舆论。他扬言要把这场”朝鲜战争的历史，作为我国志士发挥雄飞世界的伟大精神的一种刺激剂“，”要赢得在国外日本的武勇之威，在国内增强国民的自信力“（注：前引，德富苏峰：《近世日本国民史·丰臣氏时代》（朝鲜役下卷），第736页、734页。）。然而，结果呢？当时的日本侵略者要比丰臣秀吉时更惨--无条件投降。由此可见，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必须正视，教训应当牢记。
    中朝两国是战胜国，但不具战胜国形象；日本虽战败，但能善于学习。它把从朝鲜战场上劫得的书籍当作宝贝；在朝鲜战场上极端残忍地进行屠杀，但在国内则”优待俘虏“，充分发挥俘虏的才能和特长，利用异国人的智慧来创造本国的辉煌历史。这种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不仅改观了战时的动荡和荒芜景象，而且对其以后的社会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这足以说明，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繁荣本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兴旺至关重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在近代落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当今，我们续一续400年前这场战争的历史， 能有益于我们处理好现实中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进行平等互惠的相互交往，敢于和善于学习对方的先进，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共创东亚地区和平繁荣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