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于清代朴学经典解释方法的思考与评价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这样评价清代朴学：“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9)“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20)的确，清代朴学对中国学术历史的贡献不仅仅是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建，更重要的在于它扭转了宋明空疏玄虚、游谈无根的学风，发掘出原始儒学的实证方法和科学精神，以及在反理学、倡启蒙方面起到的重大作用。由它创造出的以考据为基本手段，以语言哲学、文本解释理论为依据，辅之以“新义理学”的经典解释方法，自清初至19世纪末，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对儒学自身发展的贡献外，朴学将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为历代学者整理历史文献时所普遍使用，并非清代所独有。从春秋至汉唐迄至两宋元明，历朝历代都出现过不少考据大师。但把考据作为治学的目的并以考据手段为主要特征而形成一独立学派，这却是朴学一大学术特征。惠栋、戴震、江声、王鸣盛、钱大昕、江永、汪中、焦循、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等朴学家通过不懈的努力，使得考据较前代内容更为广泛，方法更为严密，成果更为充实和丰富，甚至让清代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的盛况。
    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重构后，其对中国文献典籍的大规模整理、总结，使得众多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延续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在中国浩瀚的文化历史中，大量的文献典籍，或由战乱、或因水火、或被风蚀虫蠹，许多都亡佚残缺，颠倒讹误，真假错乱，或由于年代久远，字形音义变化，艰涩难解，使人无法解读。朴学运用新构的方法，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也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朴学家几乎把儒家所有的经典都重新加以注疏，形成了诸如惠栋的《易汉学》、《周易述》、《易例》，焦循的《雕菰楼易学三书》，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一系列名篇。当然，它的影响远不止这些，其对后世学科与学者亦产生了启示作用。首先，清代史学家借鉴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形成了恪守“直书”信念，反对“曲笔”修史，史学贵在征实，求真才能存信，撰史直叙其事，反对书法褒贬，论史结合时势，力戒驰骋议论等治史观念(21)。其次，成为20世纪初“新考据派”重要的方法范式来源。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等，在1919至1949年间建构出的“历史演进”、“假设求证”、“二重证据”等治学方法均能从清代“朴学”重构出的儒家经典解释方法中找到相似的印记。时至今日，朴学考据的遗风，在学术界中依然存在。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朴学过分强调“考据”，偏重于“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22)，其方法实践的顶点是回到古代的原始儒学，追寻经典本来的面目，探索圣人之道的原始涵义。因此，它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先秦哲学，发明圣人之道的某些精言要义，但在理论创新方面则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朴学治学追求“实事求是”的理念，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站在学术本位的立场上反思“是”的内涵。正如傅斯年所指出的那样，宋之程、朱，清之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其实，“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也。在这方面不以史学见长的朱子犹胜于戴震和阮元，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故论性时尚“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23)。由于“考据”内在范式的制约，以音韵、训诂之学为明道之津筏，朴学逐渐走向了纯学术的道路，烦琐的考证也成为困扰其身的最大的问题。再者，朴学重构出的经典解释方法亦忽略了经典中语言有着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区分，经典作者的思想实际上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有时经典也并非能完全表达作者的原意等问题。实际上，任何语言表达都是有一定语境的。脱离了特定语境，作品的意义就有可能被歪曲。缺少了历史观念的语言观，最终只能成为静止的语言观。因此，所谓的圣人原意只能是解释者无限接近，是不可能完全重合的。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论上的缺失，最终使得重构后的经典解释方法在清末也走向了衰微。
    在当下的学术反思中，朴学创造的经典解释方法之于儒家经典解释发展史中的地位意义常被忽略。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朴学，不仅重又建构出适应于时代发展的儒学经典解释范式，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奠基了近代儒学文化转型的原初起点。其对“形上学”的拒斥，对中西要义的融合，对于传统思想的批判，为儒家经典解释学找到了新的发展理路。可以注意到，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者在对儒家典籍的新一轮解释中，明显带有朴学经典解释方法的痕迹。甚至民国初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丁文江、钱玄同等力主接引、传播西方科学主义的学者群体几乎也都带有“朴学”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朴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迁中的方法创新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