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地山民没有能力将杉木运出山外发卖，只能卖给资本雄厚的徽州木商开采。徽商从木材贩运中获利甚巨。明崇祯年间，由于徽商“乏本，吴下货滞而上下交困”，开化地区出现了“数十年杉利大损”之事。（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靠种杉为生的山民，利益因此大受损害。另一方面，杉木从栽苗到成材，一般历时三四十年，由于未能随伐随种，采伐缺乏计划，可资利用的材木日少。而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不利于杉木的生长。到清光绪年间时，采伐杉木已“本大利微，出息不如前矣”。（注：光绪《开化县志》卷2《物产》。）
    茶叶是徽商从衢、严二府向外贩运的另一种重要商品。严州“惟桑蚕是务，更蒸茶割漆以要商贾懋迁之利”（注：淳熙《严州图经》卷1《历代沿革·风俗》。）。衢州各县都产茶，如江山的江郎条。开化金村所产的茶叶茶品不差，可惜产量不高，土人“任意蒸焙，不按火候”，加工不得法，另一方面，当地人逐什一之利的意愿也并不强，故“剩利在山，为徽人来去，细剪缓炒，充入松萝，以取倍值”。（注：崇祯《开化县志》卷1。）“松萝”指产于徽州休宁县松萝山的松萝茶，自明代以来即为南方名茶。徽商在松萝茶中混入开化金村之茶出售，牟取暴利，尽管说明了徽商“狡而黠”的形象，但也充分反映开化茶质量之高，充入松萝茶中，竟可以假乱真。
    衢州纸的产量也相当可观，造纸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手工业。早在明代，衢州的造纸就已相当有名，尤其常山、开化等县，老百姓以造纸为业，纸还供应宫廷之用（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卷13，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页153、157。）。据雍正《浙江通志》引《常山县志》载，常山纸的种类非常多，“大小厚薄，名色甚众”，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注：雍正《浙江通志》卷106《物产六·衢州府》。）因此造纸也成为常山县民的一大利源。龙游“多烧纸，纸胜于别县”（注：万历《龙游县志》卷4《物产》。），其“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由于当地栽竹甚多，“民间全赖山竹造纸，藉以为生”（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物产》。）。因此各地商人纷纷在龙游开设纸行，收购纸张外销。民国《龙游县志》载：龙游南乡的溪口村是当时一个很大的纸张贸易市场，由于客商聚集该地，“其村之繁盛，乃倍于城市”（注：民国《龙游县志》卷六《食货志·物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龙游县还有纸店近20家，如设在溪口村的有成记、坤源、同发、乾大、恒源等；在驿前的纸店有同泰、同茂；在湖镇有汪裕泰、张升泰纸店；茅头还有五家纸店，（注：民国《龙游县志》卷二十三《掌故十四》，《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禀纸商纸行名号》。）其中许多是由徽州商人所开设的。
    徽商以衢、严二地作为原料产地，将杉、茶等大宗山货运往他方贩卖获利，另一方面，徽商又从外地运人衢、严二地所需用品，在该处设肆坐贾取利。严州为东面孔道，“由富春驿前登岸……出南门外沿城而下，则为下黄埔，沿城而上则为上黄埔，有前后二街，惟是徽人杂处，舟车往来，生意凑集，亦称闹市”（注：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3《经略志·城郭》。）。这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事，那时已有相当多的徽人在严州经商。清时江山“其列廛而市者，则间有豫章、皖南之人”（注：同治《江山县志》卷1《风俗》。），“皖南之人”主要也就指徽州人。江山《环山汪氏宗谱》中就有很多关于定居江山的汪姓家族成员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汪杰“与兄游于江城，设栈肆营什一之利，以赠家焉”（注：转引自（日）臼井佐知子《徽州汪氏家庭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载《江淮论坛》1995年第2期，下文所提到的有关《环山汪氏家谱》的内容均转引自此文。）。龙游“其稍大之商业皆徽州、绍兴、宁波人占之”。（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风俗》。）遂安经商之人也以徽州籍居多。（注：民国《遂安县志》卷1《商业》。）由于寿昌地处偏僻，咸丰壬子、癸丑间（1852-1853年），苏、杭、徽、池之巨商豪族为避乱多侨寓于寿昌县城，“徽商之设肆寿城者，日使人探信，往来不绝。徽郡难民扶老携幼相望于道，而徽人之肩贩者米盐食物皆取给于寿城，提囊载橐日百十人”。（注：民国《寿昌县志》卷10《拾遗志》，引蒋屺培《咸丰兵灾记》。）而分水“自洪杨后，土著衰耗，客民麇集，……商者全属宁、绍、安徽”。（注：民国《续修分水县志》卷14《杂志·佚事》。）
    在徽州商人运入的货物中，盐占了重要的地位。当然，由于存在着零售与批发的差别，与两淮盐商贩盐之获利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浙东多阻山隔岭，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注：（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2，页148。）但盐为民间日常生活必需品，一日不可或缺，其利润率甚高，因此，各地仍有盐商为逐利而奔波，故见于记载的盐商也甚多。如：王季光，明万历年间以业鹾迁居常山城东二十里江家村（注：光绪《常山县志》卷59《寓贤》。）。明崇侦十四年（1641年）歙人汪文俊因业盐，居龙游县的龙回陈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休宁金浩，明万历年间“业鹾来常（山），卜宅于观澜桥”，歙县人许邦荣“明万历年间业鹾，遂家于（常山）邑东隅新街”，吴国利“崇祯年间以业鹾居常邑，后迁于季村”。（注：并见嘉庆《常山县志》卷9《流寓》。）吴暲，为休宁人，“长以盐k24l201.jpg来常（山）”（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流寓》。）。嘉庆《常山县志》中载有一烈妇，祖籍为休宁之富昨屯，其先世为鹾商，因贩盐至常山而安家于那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0《文艺志》，汪滋畹《烈妇江汪氏传》。）。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出，在衢、严二府尤其是衢州府的常山县，前往贩盐的徽籍商人很多。究其原因，明清时期衢州、严州二府的引盐主要是走水路，从杭州逆新安江而上运的；而江西东部的广信府的引盐则是从常山县分销的。（注：（明）阮元等编：《钦定重修两浙盐法总志》卷一《疆域》，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另外，徽商在衢、严二地还有经营典当行业的。分水“地僻民贫，百货鲜至。商之大者为盐肆一，为典商一，皆非土著”（注：道光《分水县志》卷1《疆域·风俗》。），实为徽州商人所设。徽商程廷柱，于康熙年间“创立龙游典业、田庄”（注：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等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版，页166。）。据《环山汪氏宗谱》载，有族人岳中在开化县经营典当业，后将典当业委于汪杰经营，“不数年间，典益充实”。从清同治年间至于民国，见于记载的这支汪氏家族在开化经营典当业者有多人，此外还有在常山县经营杂货店者。
    总的来说，衢、严二府便利的交通和当地丰富的土产，加上它们又与徽州府相邻，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这二府成为徽商向外投资开发的首选地点。而徽商在衢、严二府的贸易活动，已和这两地社会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