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徽商与客居地社会风气的变迁
    在衢州府的府志及县志中，有不少徽人在衢经商并定居、进而由流寓入籍当地的记载。如吴琏，原籍歙县，入籍常山后登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癸未科王式丹榜进士，钦受翰林院庶吉士。（注：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因为根据“雍正七年议准，浙属冒籍文武生员，除入籍二十年以上，有田产庐墓者不议外”，均不准冒籍考试，（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釐籍贯》。）那么，可以肯定，吴琏居于常山历时已久。此外，还有程万钟等在常山寄籍而登进士的。（注：许承尧《歙事闲谈》第11册，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502。）但雍正《常山县志》卷7“选举”条认为程万钟是该县观音阁下村人，显然他入籍观音阁下村这一事实已获得当地人的承认了。吴暲，休宁人，从小跟随父亲吴道遐侨居杭州，后到常山经营盐业，便入籍常山，“性慷慨，好行其德，旱则施粥，冬尝给棉，设姜茶，济贫乏，行事有足称者”。（注：雍正《常山县志》卷8《人物·流寓》。）方志中的“族望表”、“氏族考”、“流寓”或“寓贤”等条目记载了很多徽商，他们大多已入籍当地。无疑，徽商及其后裔入籍当地，入试登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衢州府的文化发展。
    由于徽州人的乡土情结很浓，因此出门在外，也都是聚族而居，前面所提到的常山“新安里”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新安里”这个徽人（尤其是徽商）社区中，有文公祠，祀朱子文公，明天启七年（1627年）徽商又建为徽州公馆，以后屡次重修重建，并“赁资办祭，订立条规，岁时荐享”。这一做法，不仅受到徽籍人士的赞赏，“邑人士莫不欢腾瞻仰”（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祀》。）。可见徽商的一系列举动已为当地人们所接受。另一方面，徽语也深深影响了衢州府境内的方言。由于历来徽州、严州人（严州话属徽语体系）在当地经商、做手工业者多，大户林立，因此，在衢州话中融入了相当多的徽语口音或词语，这在开化的华埠话中反映得最明显。（注：《衢州府志》第32篇《风俗、宗教、地方语言》，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页1233。）
    严州府与徽州也是地壤相接，风俗相似，所讲方言相近，因此定居于此的徽籍人士也很多。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涌入该地区，使得本来就缺粮的严州愈发捉襟见肘了，“民食仰籴旁郡航粟，一不继，便同凶年”（注：景定《严州续志》卷2《荒政》。），因此严州府对户籍控制很严，政府将外来人口都编制在寄庄内，以防户籍混淆，（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章振萼《寄庄记实序》。）故商人很少有入籍当地的。不过仍有冒籍考试之事发生，如清康熙年间遂安的寄庄户中就“有徽民张永登者，出身微贱，违禁捐纳”，于是官府将之“成案勒之石”以起防微杜渐的作用（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毛升芳《冒籍纪实》。）。但江、浙两省相邻之府存在的冒籍之事仍不时发生，“江浙两省，复土壤相接，从前隔省及同省异府，同府异县之人，冒考取禁者甚多”。（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釐籍贯》。）寿昌县只有到了清光绪年间，由于造文庙和文昌宫时资金缺乏，才允许在寿客民只要每民捐洋百元，便可入籍当地：
    文庙兴工甲午秋，柱梁改换已全修。
    地方瘠苦难筹款，入籍捐输两美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9《文艺志下》，（清）方履谦《光绪甲午大修文庙兼造文昌宫诗以志之》。）
    不管这些徽商及其后裔人籍与否，无庸讳言，他们在客居地长期生活，必然会给客居地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中叶整个社会风尚习俗日趋奢靡，从理论上可以说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注：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88-346。）而具体到浙江衢州、严州二府这一地区，明代中叶尤其是万历后，徽人“流寓五方”（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页35。），“业贾遍于天下”（注：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歙令君》。），也影响了衢、严二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闻名遐迩的龙游商帮几乎是与徽州商帮同时崛起。龙游人民“往往糊口四方”，“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于是就有了“钻天洞庭遍地龙游”之谚。（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当时社会上还流行“洞庭遍地徽”之说，徽州商帮与龙游商帮同为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地域性商帮之一（注：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10月版。），它们的这种相似性不能不为后人所关注。陈学文先生认为“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命名，实是包括了衢州府属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名。同时，他又认为龙游商帮融入了徽、闽、江右等商人，这些外籍商人的加入推动了龙游商帮的发展。（注：陈学文：《龙游商帮》，载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广义上的“龙游商帮”，而从狭义上讲，“龙游商帮”就是龙游县的商人群体。从地图上可以一目了然，龙游县瀔水（即衢江）一分为二，这条明显的地理界线也成了一条社会界线，在瀔水以南的龙游人民从事农业耕作，瀔水以北的则善于行商。（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引旧志。）因为“南乡稍有竹木纸笋之利可以贸易他郡”，而瀔水以北几乎没有什么土特产可成为商品，“故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康熙《龙游县志》卷4《食货志·物产》。）今查民国《龙游县志》与现修《龙游县志》（注：浙江省龙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1年。）中的《氏族考》，发现北乡有许多氏族是从徽州迁徙而来的。可见瀔水以北之乡民“尚行商”并非只有上述原因所引起，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众多徽商家族迁入此地的结果。而南乡则聚集了大量的外地商人，他们主要向外销售当地民众加工的土产。
    正是在徽州和龙游等地商人的共同推动下，衢、严二府的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风气在明朝中叶以后也逐渐走向奢靡。
    衢州府“近日隆（庆）、万（历）以来习为奢侈，高巾刷云，长袖扫地。袜不毡而绒，履不素而朱，衣不布苎而锦绮，食不鸡黍而炊金馔玉”。（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民俗》。）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举”（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政事志》。），他们将所获资金和所至之处的社会风气一起带回了家乡，于是出现了“屋庐往称朴素，今日则尚雕斫”，“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的现象，“其俗侈靡，效尤慕三吴之豪”。（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开化向来以淳朴称，也是到了隆庆、万历后，“邑稍饶，民渐习而奢侈”（注：崇祯《开化县志》卷2《风俗》。）。江山人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其地处浙闽孔道，“至隆、万浸入奢靡。饮撰衣室争为美丽，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注：康熙《江山县志》卷1《风俗》。）常山县民自中叶以后，“丁壮者屏耒耜而事负重戴，以取日人之佣值”，结果“务本力农，已去十五”。（注：万历《常山县志》卷3《土产》。）桐庐县到了明朝，“民之贫啬者日臻于富侈”（注：弘治《严州府志》卷1《风俗》。）。入清季，衢、严二府的这种侈靡风气更盛。西安县明时商家屈指可数，而且一年的贸易量并不很大；到清康熙年间，由于“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者矣”，（注：康熙《西安县志》卷6《风俗》引旧志。）可见“游情逐末者日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龙游“风俗恶薄，轻义重财。”（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纪》，引邑人祝君元《原溺》。）建德由于地处山中，“俗尚勤俭，商贾末作皆习俭朴，不尚华丽”，但到清康、雍、乾之际，社会风气也渐奢靡。（注：乾隆《建德县志》卷1《风俗》。）寿昌县向来“衣惟布素，近间（引者注：指雍正、乾隆年间）有眼纨绮者”（注：乾隆《寿昌县志》卷1《风俗》。），侈靡之风渐行。衢、严二府地处内地的山地丘陵间，原来与外界的接触不很紧密，因此与同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相比，其民风犹算淳正。但到了明隆庆、万历以后，在徽商和龙游商帮等商人群体的共同影响下，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显著增强。因此其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风气也逐渐转奢侈。其中，徽商起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四、结论
    徽商在明清经济史上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徽商的踪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参与海外贸易（注：（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原刊《史泉》第60号，1984年8月，赵中男译，薛虹校，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页457-472；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在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2、3、4期。）。但他们在不同地区，投资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衢州、严州二府与徽州府界相接，交通便利，加上这二府的山货品种丰富，产量相当，成为徽商开发经营的重点，尤其是贩卖杉木，获利颇丰，体现了他们灵活的经营手段。而对于衢、严二府而言，种植杉木成为当地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植杉者，募贫民先种杂粮，例不取租三年，后以牲酒劳之，承种者始为植苗，次年补苗，再次修枝。看山防火必三十年始得成林。……此虽富人之利，贫民往往籍以佣给焉”，（注：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他们的生活也由此得到了改善。我们看到，衢严二府从明代中叶起侈靡之风逐渐兴起。这种现象的缘起，只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当地人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同时，当时人也已注意到，社会风气的侈靡是“慕三吴之豪”的结果，当地所受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与外界的联系加强所导致的，而徽商正是这种联系的重要中介者。当然，徽商在二府的开发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无节制的开发加重了两地的水土流失。（注：据乾隆《建德县志》卷2《食货》、光绪《分水县志》卷1《疆域》等的记载，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砍伐林木，另一是客民涌入内地山区开垦种植靛青、苞芦等作物。时人已注意到了这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的恶果，并表示极为堪忧。）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明清二代徽商所带来的方言、习俗及信仰等，已深深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