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国后期没有出现“勤王”旗帜的局面的原因
        前秦统一的局面因“淝水之战”的败北，受到严峻的打击，北方重新呈现出混乱、分裂的状态。尤其在中原、河西、华北等任何地区都没有出现象十六国前期那样，凭借“勤王”旗帜确保统治基础、进而巩固根据地的局面。这样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
        十六国前期已经有了汉族士人对北方异民族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倒戈授人也”[63]的民族蔑视感以及和他们不能共处的“异类”现象。虽然汉族士人各有各的理由来协力这些政权，但他们任职时，仍然强烈地存在“思晋”心态。随着刘汉、后赵的灭亡，前燕掌握了以关东为主的华北地区，前秦掌握了整个中原地区，经过前燕和前秦的对峙状态后，北方重新由苻坚统一起来，汉族士人包括百姓亲身感受到北方民族统治者的贤明。而且对于汉族下级官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出仕于这些北方民族政权反而比南方汉族王朝更容易。
        首先，到了十六国后期，“勤王”旗帜这种观念性的策略不如实质性的措施对汉族或北方民族更有号召力。如后燕乐浪王慕容温镇于中山时，因遭到丁零翟真的威胁，所以做了“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64]的措施。而慕容农镇于龙城时，“创立法制，事从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课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前后至者数万口”[65]。这些例子都是直接和百姓、兵士有关的，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虽然百姓归附于某一个集团、政权，但如果过了一定的时间仍没有出现好的前景的话，他们会有“去就”的想法。如关西豪杰认为前秦灭亡后，可由姚苌来把“天下之事”安定下来。但姚苌处于“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的情况，“远近咸怀去就之计”[66]。后燕主慕容垂长时间不断攻击邺城，但没有陷落下来，这时就有了“远近闻之，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67]的情景。
        第三，按照自己的能力程度、或者周围势力安排，各个不同的政权提出了各自的策略。如吕光遣使以秃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时，秃发乌孤对其使者说道：“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68]。公元401年，秃发利鹿孤僭称为河西王的时候，其将军金俞勿崘向其进言：我们世世代代在北方发挥威势，应“今建大号，诚顺天心”，如果只是“宁居乐土”、“仓府粟帛”，不仅不能把大业遗传给后代，而且将引起敌人的侵略野心。因此提出了“宜置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69]的策略。秃发利鹿孤也对金俞勿崘的意见很肯定。虽然这种场面也出现于十六国前期，但我认为：到十六国后期各个政权统治者都抱有这种策略，与十六国前期相比多而更加明确，也更有具体性。
        第四，西晋灭亡后，作为流寓政权的东晋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小，这也使得对“奉晋正朔”的忽视，而各自想自立独行。如公元326年，前凉主张骏与大成做“修好”关系，并在传达的书信里讲到“劝成主雄去尊号，称藩于晋”。对此，李雄答信里以“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70]的借口避免其难局。虽然这并不是十六国后期的例文，但能给我们一个线索，即时间的推移下东晋（南朝）的“德声”仍然不振作，北方民族政权是不考虑实行“奉晋正朔”的。
        第五，汉族士人包括百姓对异民族的看法、观念有一些变化。如公元385年，西燕主慕容冲进攻长安时，苻坚亲自迎战，遭到“飞矢满体，流血淋漓”的重伤。慕容冲因放任兵士进行掠夺，所以引起了“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的情景。这时，当地三十余堡壁主一起推平远将军赵敖为盟主，为能救援苻坚“冒难遣兵粮”。而“三辅之民”中，受慕容冲侵害的人暗地里派人到苻坚那里去，让苻坚“遣兵攻冲”，并为他放火内应，因此招致苻坚“甚哀诸卿忠诚！”[71]的感动。三十余堡壁主以及他们所派的兵士与“三辅之民”确实是汉族士人及百姓。我认为：他们在苻坚统治前秦时直接受到他的恩德。前秦已走上灭亡的道路，苻坚遭到这样的困难，他们却主动这样做了。可见汉族士人及百姓对北方异民族的看法、观念确有变化。
        收稿日期：2000-10-15
        【参考文献】
        [1]“勤王”这个词在文献上第一次出现是在“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春秋左传正义》）卷16，（《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所收）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版，第118页）。
        [2]《晋书》卷3《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96年版，第58页。（下引《晋书》都采用此版本）
        [3]《资治通鉴》卷79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中华书局标点本1992年版，第2509页。（下引《资治通鉴》都采用此版本）。
        [4]《资治通鉴》卷80武帝咸宁三年（公元277年），第2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