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流民问题的广泛存在和频繁发生，曾是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大社会问题。两汉史料中关于流民及其相关的记载不少，但称谓却相当复杂，除“流民”外，尚有“流人”、“流亡”、“流户”、“流冗”、“流庸”等名目。出于约定俗成和习惯用法，古人对其内涵也很少进行准确的诠释。结合史料和现代人口学观点，科学意义上的流民概念，应该是指为了避乱、求生，被迫改变常居地而流动和迁徙他乡的人口。以此衡量，上述称谓虽各有专指或侧重，却也都与“流民”有关。本文试就两汉流民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汉流民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
        整个两汉社会，除在其政权巩固后的前期阶段之外，其余时间都程度不同或间歇性地存在流民问题，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据其频率和程度，流民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汉武帝元狩至元封年间（前122～前105年）。元狩四年，山东水灾，凡有流民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山东河灾，令饥民流亡江淮间就食；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注：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卷103〔M〕。）。所谓“无名数者”即指无户籍者。第二阶段是西汉后期，自元帝至平帝（前48年～公元5年）时期，是一个流民频繁出现的阶段。仅哀帝时流民“以十万数”（注：汉书·孔光传，卷81〔M〕。）。第三阶段是两汉之际，自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先后有北方边地、并、平（幽）、青、徐诸州及陇右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出现流民；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流民一次入关就有数十万人（注：汉书·王莽传，卷99〔M〕。）。绿林、赤眉起义则是流民问题最为突出的反映。第四阶段东汉中后期，自和帝至灵帝（公元89～188年）近百年间，多有流民问题出现。仅桓帝永兴元年冀州等地三十二郡国就有流民“数十万户”（注：后汉书·桓帝纪，卷7〔M〕。）。长期的间歇性流民问题日趋恶化，最后酿成波及甚广的黄巾军大起义。第五阶段汉魏之际（公元189～220年），是两汉时期流民最多，社会极端动荡的时期。如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青、徐二州“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幽州刘虞者竟达“百万余口”（注：后汉书·刘虞传，卷103〔M〕。）；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注：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卷14〔M〕。）；十八年，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卷47〔M〕。），估计此时流民总数当有几百万之众。
        纵观两汉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五大特点：第一，规模巨大，人数动辄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第二，流民发生的地域相对集中。关东和关中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流民问题极为突出的地区。西汉关东之冀、青、幽、徐、并诸州和胶东、齐楚等地，东汉之司隶、并、冀、兖、青、徐、荆各州和河东、太原、巨鹿、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地，都是流民多发地区，尤以冀、青二州为甚。关中是仅次于关东的流民多发区，两汉之际，更始、赤眉据长安，“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卷6〔M〕。）。东汉安帝、灵帝和献帝时，关中均有流民出现。仅献帝时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亦有流入益州者数万家；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亡者数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卷8〔M〕。）。第三，持续时间长。在两汉四百多年间，流民问题持续的时间累计超过200年，若要考虑消除流民问题所费时间，则历时更长。流民问题呈间歇性持续存在和不断恶化状态，在地域上此伏彼起，时间上连绵不断，程度愈演愈烈，且不以政权的更迭而消弥。第四，流民迁移方向呈放射状。在关东、关中流民主发区，流民的迁徙方向大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关东流民一是南下江淮或江南，二是西入关中，三是北上幽、代、辽东。关中流民则主要从子午谷、武关南下汉中、益州和荆州，其次也有东入关东，北上壶关，西入河西者。在地域上关东是流民的输出区；关中则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区；江淮、幽代、辽东、荆蜀、河西等地则以输入为主。第五，流民成份渐趋复杂。如王莽末年大量以流民为主的起义军中，混入了不少豪族贵吏和皇室后裔；至于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魏之际军阀混战时期，流民队伍中更有士民部曲、宗族豪右介入。如东汉末年，河内人杨俊逃往山间，即率宗族同乡“百余家”（注：三国志·魏志·杨俊传，卷23〔M〕。）；华歆广收流民，“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卷13〔M〕。）；张昭亦组织“避乱扬土”之“徐方士民”“皆南渡江”（注：三国志·吴志·张昭传，卷52〔M〕。）；他们或控制役吏流民，或举族群体流动，或以坞壁自守。这表明流民的成份趋于复杂化。
        两汉流民问题的不断发生和持续存在，不外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历史气候的研究表明，两汉时期是我国气候由暖转寒的变异时期，约从汉武帝时开始，气候渐趋寒冷（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自然灾害主要有旱灾、水灾和蝗灾等。如汉武帝元封年间，关东“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注：汉书·武帝纪，卷6〔M〕。）；王莽地皇三年（22年），“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注：汉书·王莽传，卷99〔M〕。）。据粗略统计，东汉195年中，大小不等的灾年，史料明确记载的竟有119年之多。其中水灾有55年，风雹有25年，旱灾有57年，蝗螟有37年，而且往往两灾、三灾并起。在东汉明帝、章帝时，州郡旱饥者“裸行草食”，致使田荒不耕，牛多疾疫而人民游食流散。安帝在位19年，仅一年未见灾荒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