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汉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
        两汉社会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产生种种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后果。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寡往往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两汉流民迁居和入籍新地，无疑增加了边地与江南的人口和劳动力，推动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对巩固疆土，开发边地、江南，发展经济功不可没。塞上河南地、新秦中的开发，河西四郡的设置与屯田，还有魏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都同两汉时期流民的入居是分不开的。两汉关东发达之区“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的问题已较严重，西汉前期就曾有募民就“宽地”之举。内地流民入边，对缓解关东人口压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的不平衡状态，发挥了良好作用。
        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两汉流民入居边地，与匈奴、鲜卑、氐羌等兄弟民族共同生产、开发边地，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增进了解，和睦相处，推动民族融合，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的传播。汉魏之际，在鲜卑轲能部，有“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勤御部众，拟则中国”（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促进了古代中华文化的整合与扩散，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化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两汉社会，流民出于求生的本能和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们的聚众自保或小股暴动，往往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故流民潮和农民起义在两汉社会总是相伴存在。所以，两汉流民又是农民起义和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主力军。正是由于以流民为基本力量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致使两汉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流民问题，也迫使统治者不断反思、审视和调整其统治政策与治国之道，寻找流民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人指出：“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大抵逋流（负）皆在大家”（注：三国志·吴志·骆统传，卷57〔M〕。）。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注：（西汉）桓宽。盐铁论·未通〔M〕。）。面对流民如涌，有人警告统治者这无异于是“日撞亡秦之钟”，有“亡叛”之形，“土崩”之兆，“此社稷之忧也”。所以，当社会矛盾加剧，流民多发之时，统治者也能采取整饬吏治、轻徭薄赋、赐民田爵、开仓赈贷、疏散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等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期化解危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流民安置，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因而，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
        当我们充分肯定流民活动在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流民问题在两汉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和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首先，社会的剧烈动荡。在两汉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同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社会生存方式相联系。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乃广大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便是生存危机和社会环境失衡的直接反映。流民失去田产家园流向四方，其流出、活动、安置和重新入籍的复杂运动过程，充满着人地矛盾、人口变动、社会秩序混乱、流民与土著纠纷、民族杂处、民俗习尚摩擦、社会保障与救济危机等各种挑战，引起社会一系列连锁震荡，流亡、遣返、暴乱抢劫、疾疫死亡、杀戮镇压、起义反抗起伏不居、循环不已，导致社会关系失衡，阶级矛盾激化，使两汉政权陷入激烈动荡和严重危机之中，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的大倒退。如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军阀混战，前后持续数十年，造成中原一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景。
        其次，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浩劫。不难看出，两汉流民的产生和流民问题的形成，虽肇端于天灾，实生成于人祸。包括流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农民个人本身即是主要的生产力资源和宝贵财富。战乱、灾害、疾疫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这其中的大部分便是失去家园，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民。为避灾求生而流亡的流民，不少人由此走上一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社会的极度困乏凋敝，无不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的直接结果。
        再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战乱、灾害和暴政等一旦引发流民大量流亡，则不仅造成受灾之地人口减少甚至空白，而且导致当地“庐落丘墟，田畴芜秽”；而流民迁入之地，又遇到人口、耕地、资源和生存的空前压力，使迁入地局部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失衡。这往往给流民流出和流入之地都带来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失衡衰退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流民的大量死亡和人口减少，则是社会生产力严重削弱的直接表现；由流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震荡，给波及之地的社会和经济同样带来明显影响和巨大压力。因而，流民和流民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持续，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标志和反映，而由流民问题引发的连锁震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力破坏的程度和涉及范围，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严重倒退，国力下降乃至社会崩溃。
        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深刻矛盾的综合反映与结果，同时，流民问题和流民潮也严重地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流民问题的存在和变化过程，无论对流民自身还是两汉社会都产生了代价沉重、巨大而持久的惨痛影响，构成两汉时代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流民问题的状况与走势，关乎两汉社会的动荡与稳定，兴盛和衰败，也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人地矛盾、阶级关系状况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