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疆政策中理论上混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成分，其实质是专制主义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崛起，是一种新旧政治势力混合的社会畸形儿，它建立起来的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国民党政府的这一特性，决定着它的新疆政策在理论上混合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某些成份，但其实质是专制主义。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蒋介石“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为精细、巧妙的解剖，保留了它的专制性，剥离了它从中世纪带来的残暴性而换成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欺骗性”；于是“民主”这个反专制的武器，在蒋介石手中变成了专制的武器。（注：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事实也正是如此。国民党在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宣言中，不乏中国各民族政治上一律平等，扶助边疆民族经济发展的字句，而实行上则对少数民族政治上进行残酷压迫，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比如在新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允诺新疆人民有选举他们相信的地方人士为行政官吏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国民党军警人员用刺刀皮鞭威逼人民按他们的意志投票。该条款规定人民享有言论集会等方面的自由，可实际上国民党军警特机构却又进行秘密逮捕与暗杀。对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中这种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特性，1947年3月，张治中在对迪化党政军负责人的讲话中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天天讲三民主义，但在事实上一切都不能兑现，都是空口说白话。”（注：张治中：《当前新疆问题和我们的根本看法与态度》（民国36年3月30日在行辕对驻迪党政军负责干部讲话）[A]，张治中：《七十回忆录》[M]（附录），油印本，藏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4）新疆政策基本体现了蒋介石的意旨
        1932年初，国民党内形成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管党的局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处于虚尊地位，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不能解决任何实际政务”（注：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M]，第243页。）。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权力格局，决定着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蒋汪共同参与新疆政策制定的决策模式。一般说来，在新疆重大问题上蒋汪相互协商，形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如选任黄慕松做新疆宣慰使即是一例。具体到黄慕松宣慰新疆过程中的具体策略运用，蒋汪依据各自所司职权范围进行分工：军事指挥听命于蒋介石，政治指导则以汪电为准。（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100页。）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独裁地位的加强，不管行政院长是他本人兼任或孔祥熙、宋子文等人担任，也不管是否由他本人亲自兼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均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就决定着蒋介石在新疆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关于这一点，可从国民党政府的三种新疆政策决策模式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第一种新疆政策的决策模式，是蒋介石根据个人的分析判断或属下的建议制定政策。如选择吴忠信任新疆省主席，在新疆以固守据点的方式抵制三区革命的发展等项决定，是蒋介石根据个人的分析判断作出的（注：黄建华《蒋介石与新疆三区革命》[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麦斯武德的新疆省主席与宋希濂的新疆警备总司令的任免，是蒋介石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作出的决定。第二种新疆政策决策模式，是蒋介石令有关机构或智囊人物制定政策供他参考采择。如法币与新币5比1的兑换率，是蒋介石令财政部根据他拟定的原则制订的，并由他批准予以施行。《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是蒋介石令何应钦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以供他决策参考（注：秦孝议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C]第三编，战时外交（二）[A]，［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438～440页。）。对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及盛世才制造的“八一一黄林案”，蒋介石令侍从室二处五组（主管外交）、六组（主管特务机关的情报汇总）组长陈布雷、唐纵研究对策，供他甄别施行（注：赵明：《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内幕》[J]，《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三种新疆政策决策模式是由中央政治会议或中央常务委员会等权力机构研究制定政策。如1947年对北塔山事件的处置办法，是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外交、军事三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拟定的，1945年吴忠信的新疆分省建议是经中央党务委员会否决的。既是这种新疆政策决策方式，蒋介石的个人意旨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他是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党总裁（中央常务委员会1926年后不设主席），如国防最高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超政府的国防决策机构”，但如果不经蒋介石认可，该机构便不能作出任何决策（注：张连红：《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J]，《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基本体现了蒋介石个人的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