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类淫祠祭祀中，危害最烈的要数一些地方势力所搞的“淫祠”。它们对封建中央集权制度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如唐后期的河北幽州，竟然尊安史叛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修坟建祠予以祭祀。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朝廷委派张弘靖出任节度使，欲变更其俗， “乃发墓毁棺”，居然还引起当地人的不满，激起兵变，朝廷只好免去张弘靖的职务（注：《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附张弘靖传》。）。很显然，这是地方藩镇割据势力为了维持割据现状而公然与中央政权闹对立所设的“淫祠”（更准确地说应该称其为“反祠”）。这类淫祠，除了加重人民负担、祸害百姓，为军阀混战与割据服务外，没有任何纪念价值，反而助长了淫祠巫鬼祭祀之风的滋盛。
           还有的“淫祠”则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的不满情绪。如文宗大和三年（829年），魏州书佐殷侔，亲见山东、 河北的父老乡亲们聚集在窦建德庙，举行“群祭”。窦建德是隋末唐初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被唐王朝镇压后杀害。殷侔称赞：“夏氏为国，知义而尚仁，贵忠而爱贤，无暴虐及民，无淫凶于己。……行军有律，而身兼勇武；听谏有道，而人无拒拂。”所以，“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注：《全唐文》卷七四四殷侔《窦建德碑》。）。唐文宗统治时期，正是唐后期政治颇为黑暗的一个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呈愈演愈烈之趋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怀念、祭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并为他修建了一座“淫祠”，正好反映了他们对黑暗的封建统治的不满情绪。而这对封建统治也是很不利的。
            此外，巫鬼崇拜也是淫祠信仰的一种形式。唐代民间淫祠巫鬼祭祀之风盛行，造成了很大的的社会危害。首先是劳民伤财，浪费惊人，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如“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五《壁山神》引《北梦琐言》。）。
             其次是妨害了正常的生活和农作，使迷信之风更加浸淫人心。如元稹的《赛神》诗就深刻揭露了南方淫祠巫鬼祭祀之风的盛行与危害：
            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贵。杀牛赊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阗里闾隘，杀酗日夜频。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吏来官税逼，求质倍称缗。贫者日淌铄，富亦无仓囤。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巫风燎原久，未必怜徙薪……此事四邻有，亦欲闻四邻。（注：《元稹集》卷三，中华书局1982年版。）诗中描写了荆楚民间村社狂热的淫祠巫鬼祭祀之风，老百姓连已经成熟的庄稼都弃之不顾，而让其任意零落烂在地头，以至富者变穷，穷者破产的可悲地步，还不觉醒，仍在埋怨是心不诚的缘故。由此可见，淫祠巫鬼祭祀所导致的愚昧落后，为害甚烈。
            在各级统治者中，有许多人出于各种目的，也大煽淫祠巫鬼祭祀之风。如唐肃宗、代宗父子就非常迷信，一些民间淫祠巫鬼祭祀的内容，他们也常搞。《旧唐书·李泌传》就记载：
           初，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用妖人王玙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京尹。尝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为禳禬，且无虚月。代宗曾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三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并设洒扫宫户一百户（注：《旧唐书》卷一三○《王玙传附李国贞传》。）。所以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搞得乌烟瘴气，极不正常。
            另外，有些野心家也利用民间淫祠巫鬼来欺骗和裹胁人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如在隋末唐初的争战中，盘踞东都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欲乘机攻打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但又恐怕军心已经涣散的隋军不服从他的指挥调遣，于是假托鬼神，谎称周公托梦，并立祠于洛水之上，指使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王世充部下多为楚人，迷信鬼神，听巫煽动，纷纷请战，果然打败了李密（注：《隋书》卷八五《王充传》。）。又如安禄山起兵叛乱之前，一面加紧招兵买马，赶制武器，储备粮草，另一方面又利用女巫为他大造舆论：“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注：《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在大庭广众之下，女巫在安禄山面前舞蹈，显然是为了神化安禄山，为安史叛乱服务，因为女巫舞原本就是为了娱神目的的。
        三
           面对这种颇为盛行的民间淫祠祭祀之风，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整顿和禁绝此风。
          唐朝立国未久，曾诏令：“民间不得妄立妖祠。”（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地方官中也多有雷厉风行、大刹淫祠之风者。武则天时名臣狄仁杰，一生耿介清廉、勋业卓著，其中有件脍炙人口的业绩，就是奏毁淫祠。狄仁杰在被任命为江南巡抚使后，痛感“吴楚之俗多淫祠”，果断“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注：《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这次奏毁淫祠的行动很大，其中包括周赧王、楚王项羽、越王勾践、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恒王等许多历史名人的祠宇（注：[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对一些影响深远的“淫祠”，如供奉项羽的楚王庙，狄仁杰还专门撰写了《檄告西楚霸王文》，历数其兴妖作怪之罪恶，当众焚毁（注：[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对当时及全国的震动很大。但这次行动还不够彻底，并且留下很大尾巴，如在隋代被楚州刺史高劢禁绝的伍员庙（注：据《隋书》卷五五《高劢传》载：高劢任楚州刺史时，“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又被堂而皇之地保护下来。它如夏禹、吴太伯、季札庙，则在唐玄宗天宝七载（748年）时，由政府下诏予以保护，“并令郡县长官， 春秋二时择日，准前致祭”，夏禹庙还“差侧近人不课户四人”，供其驱使（注：《唐会要》卷二二《前代帝王》。）。其实，这几座庙也属于典型的淫祠，如吴太伯庙，因其以三让天下的美德，被尊称为“三让王”，“每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而这位以“至德”见称的“三让王”，居然对“艺甚精而色殊丽”的绡画美人、捧胡琴胜儿非常感兴趣，并托梦邀请进士刘景复“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注：[唐]李玖：《纂异记·刘景复》。）。吴太伯的后人季札，即延陵季札，被公认为大贤，但在供奉他的祠庙里也曾发生过三五成群的女子出来勾引书生的事情（注：《太平广记》卷二九六《萧岳》条引《八朝穷怪录》。）。更有意思的是，像狄仁杰这样一位反对淫祠巫鬼的英雄，还在他生前就有人为他建立生祠。《旧唐书·狄仁杰传》说：“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这座狄仁杰庙直到五代后唐时仍保存完好，“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辍”，并且危害地方，也成为一座典型的“淫祠”（注：《太平广记》卷三一三《狄仁杰祠》条引《玉堂闲话》。）。这一点恐怕连狄仁杰本人也始料不及（注：参阅黄永年：《说狄仁杰的奏毁淫祠》，《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