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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就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关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斯大林在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请他转告毛泽东，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14]（第125页）中共在对美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不停地征求苏联的意见，并不是由于缺乏对美斗争的经验，也不是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缺乏认识，主要目的就是要争取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不能也不想为同美国建立不大可能的关系而破坏和苏联的友好关系”。[15]（第30页）1949年5月，就在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期间，中共中央做出了派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的决定。由此可见，对苏关系在中共对外政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美政策则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刘少奇访苏的巨大成功和美国政府不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厌恶与敌意，促成了中苏联盟与中美对抗局面的最后形成。
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美国仇视新中国的根本原因，由此而造成的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以及在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促成了中美对抗的格局，而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则使这种对抗进一步加深了。冷战格局使“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就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17]（第455页）对于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早在与司徒雷登接触以前就已确定，不可能因为美国缺乏诚意的外交主动而在对美政策方面进行新的调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美国能继续与中共进行谈话，亚洲二十多年的许多误会和痛苦就有可能避免”。[11]（第126页）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美国政府有没有继续谈话，有没有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而在于美国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根深蒂固的仇视，在于美国不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国家来说，[3]（第165页）想要使之改变对新中国的态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美国对苏联的承认就拖延了16年，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不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较量，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主要是中共外交斗争的一个策略，并不是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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