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了。但陈氏之误不止于此，所以不能不再说上几句。先说陈氏对魏晋士族制度之误。其误之一，是没有对士族制度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历史考察，而是抓住某个阶段立说，因而不免于片段性和主观性。其误之二，是没有把士族制度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或仕进制度进行考察，而是就个别人物和事例立说，用以铨释士族制度，因而不免于主观任意性，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其误之三，是对史料的断章取义。这在陈氏的时代，或许可以谅解。今人曲从其说并百般申论就不可理解了。
    再说士族制度本来到南朝就发展到了它的尽头，已经走进历史博物馆了。可是，陈氏硬是把它从历史博物馆中拖出来，拖到北朝以至隋唐为止。按他们的说法，这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岂止死而不僵，简直是死而复生了！
    这里我们先见识一下陈氏及其后学所说的北朝士族制度。北魏孝文帝进行改革，将鲜卑八姓改为汉姓，定为高门，与崔、卢、李、郑四姓通婚。这是历史事实，用不着进行考证。但这里说的是姓族，而鲜卑的姓族是以部落集团的形式出现的。鲜卑拓拔氏辖大姓九十九，其中八姓为高姓，余则分为甲、乙、丙、丁四姓。显然，这种姓族和魏晋士族不属于同一范畴。陈氏之徒硬是把姓族和士族合二为一，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识别事物的逻辑能力。
    再说，崔、卢、李、郑四姓被定为高姓，其余大族按姓氏分为甲、乙、丙、丁，这也不能称之为士族和庶族啊！而且，他们和胡族相婚宦，按陈氏所举杨佺期“婚宦失类”之例，都不免身染胡气，何可以高门士族论之！
    当然，他们论北周的选官制度并不如此，而且认为，隋代北周，到隋炀帝实行科举制，还把他们炮制的北魏“士族制”枪毙了。但死而不僵，不久又复活了。
    怎么复活了呢？这和唐太宗李世民修《氏族志》不无关系。在修《氏族志》时，本来是按官品之高下排列的，随后却把郑氏之流安排进去，列入高品的位置。但《氏族志》充其量不过是姓族制，和魏晋士族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如可相提并论，我们能在其中找到士籍吗？找不到士籍，而把《氏族志》视为士籍志，如此鱼目混珠，指鹿为马，不知是何道理？
    这类生拉硬扯之例甚多，如把二王八司马与宦官之事说成士庶之争，等等。限于篇幅，就此打住，不说了！
    末了要交代一下，上述陈氏之误并未展开。何时展开，就看陈氏之徒的回答了。我既已站出来批评陈氏之误，不打破陈氏之徒杜撰的自魏晋至隋唐的士庶体系，是不会罢休的。暂且罢休，静俟批评。一人独唱，对我来说是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