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温、压缩阶段：1958年11月--1959年7月
        从全国来看，形成“大跃进”运动热潮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之后。而问题的产生和发现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等兴奋之中时，浮夸虚假、经济失衡等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许多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意识到经济建设的过热现象必须刹车。1958年11月，党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首先表明了这个动向。与此相联系，“赶超英美”的思想也随着这个降温的过程而冷了下来。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由热到冷的急转弯。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7]（p835-836）这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根本改变“赶超”的思想，但提法上已经退了许多。在随后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客观说不能速，就是不能速。我看，我们中国人大概包括我在内是个冒失鬼，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把指标降低，我在这里反冒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7]（p840-84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降温努力下，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急剧膨胀起来的“左”倾错误初步得到纠正和遏制，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原定的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1650万吨，最后降到1300万吨，压缩比例达56%以上。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甚至对完成1300万吨的指标都信心不足，他说：“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8]（p77）这个调子与一年前“大跃进”时期的讲话相比，已经全然没有那种“只争朝夕”的口气了。正是在降温、压缩的空气下，“超英赶美”的思想也悄然消退。翻阅1959年上半年的报刊，已找不到“超英赶美”的公开号召。
        很明显，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进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头脑暂时冷静的结果。就认识而言，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摔了斤斗、发现问题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是有切肤之痛的。降温和压缩就是要调整急躁的心态，放慢过猛的速度，因此，赶超英美也受到影响。以上资料可以证明毛泽东在思想上对短时间赶超英美有所动摇，但这样的动摇十分有限，具体说就是将赶超英国的时间延长，重新返回到原先15年的提法，将赶超美国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但降温管降温，“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2]（p445），毛泽东对超过英国仍然抱有信心，因为英国的钢产量与中国实际相差不多，只要稍微努一把力就可以赶上，至于美国的钢产量则要比中国高出八、九倍，近期赶上它有点悬。所以，在降温、压缩阶段，毛泽东不再强调要赶超美国，只提赶超英国。直到1959年6月29日、7月2日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还是重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8]（p77），“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8]（p79）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估算钢产量的增长速度仍然高了一些，但比1958年的翻番劲头要理智得多。然而，暂时的冷静很快就被打破了。庐山会议后的第二次“大跃进”，使赶超思想再次被激发起来。
        二次膨胀阶段：1959年7月--1960年底
        1959年7月下旬，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不幸中断。于是，降温的冷风骤然止住，赶超英美的口号再次震响耳侧，全国上下钢铁元帅重新升帐，华夏大地再次呈现出一派大炼钢铁的繁忙景象，赶超思想又重新膨胀起来。
        与1958年情况不同的是，赶超思想的二次膨胀是在“反右倾、鼓干劲”的鞭策、激励下发生的。1959年8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要求继续反对右倾思想，以跃进的速度，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运动。接着10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口号，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说：“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9]（p178）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而且估计1960年将还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报刊舆论大造继续跃进的声势。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望60年代》的社论，指出：“我们不但对于1960年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整个60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2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号召将跃进精神贯彻始终。尤其是7月苏联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专家，更使毛泽东和全国人民憋了一口气，提出要大炼“争气钢”，继续大跃进，提前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
        1958年赶超时间“大跃进”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195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3]（p488）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十年一定能赶上英国》的文章。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10]（p738）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9]（p180）十年、八年、五年、三两年，赶超时间的进度表一再被修改，复燃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
        正是在这种急于赶超思想的促使下，原被压缩下来的各种计划指标重新攀高上扬。1959年10月，中央决定将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248亿元增加到311.6亿元，限额施工项目由原计划的788个增加到1000余个，要求提前两年实现原定的“二五”计划的主要指标。1960年初又提出了一系列高指标，3月，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关于1960年计划的报告里，提出工业总产值在1959年增长39.3%的基础上增长29%，农业总产值在上年增长16.7%的基础上增长12%，钢产量（不包括土钢）从1335万吨增加到1840万吨，增产38%。[11]（p268）5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冶金部提出的1960年钢产量三本账的计划，三本账即：1840万吨、2040万吨、2200万吨。决定确保完成第二本账，争取实现第三本账，并以此为标准安排和检查工作。为了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完成，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争钢、保钢的全民大炼钢铁高潮。12月3日，党中央再发《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的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问题。要求各地区、各部分抓紧时机，克服困难，集中力量抓煤、钢、铁、运输，把钢的生产突击上去，确保今年工业的继续跃进。[7]（p923）三本账的第一本就搞得这样捉襟见肘，实践又一次向“赶超”泼了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