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观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国家技术观对国家技术发展战略、技术政策、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有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也确实走了不少弯路，或者说，我们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国国力及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技术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了今后少走弯路，避免发展中的曲折，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的演进是十分必要的。
        1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演进的阶段性
        50余年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包围和长年战争的破坏，曾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这一时期，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和剿匪斗争使新生政权得到巩固，依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资料和技术专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热情使经济迅速得以恢复，1952年工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77.5%，年均递增率达21.1%[1]。虽然中央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各项建设服务，但是对科学技术的属性问题却认识不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科学，将科学和技术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唯心的”和“唯物的”。推崇“苏联的科学技术”，反对并贬低“美国的科学技术”。而且认为，苏联的科学技术总是超过美国的，总是好的。这种偏向对中国尔后的技术观有很深的影响。
        继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之后，中国真正进入高速发展的早期工业化时期，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一五”初期，技术基础还相当落后，中央政府将引进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作为迅速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主要手段。以156个工程项目为核心，全面引进了苏联及东欧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而且确定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化工业。这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通过技术全盘引进尽快奠定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主要方向是实现生产的机械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正是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使中国在“一五”期间，建立了一批大型的骨干企业，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在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手段的技术思想指导下，使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技术基础。已经有能力按本国技术发展的需要，自力发展自己的技术，《1956年-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制定的。规划中提出的616个中心问题、57项任务、几个重点反映了当时国家技术政策扶植的重点，具有很强的超前性。同时，国家已经认识到“一五”期间以重化工业建设为主导的发展路线，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已经造成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6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业四十条》），提出了发展农业技术的主要任务。
        1958-1960年，在“左”倾路线指导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全局性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前完成，钢铁、煤炭、电力等均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一批新兴技术产品如重型机械、无缝钢管、电解铝、飞机、汽车、1.5万千瓦全套水轮发电设备等均能批量生产。这时期，1万余留苏学生毕业回国，加之自己培养了20多万科技人员，使技术队伍空前壮大[3]。1957年政治战线上的反右及经济战线上批判1956年反冒进，都是党内“左”倾思想错误的集中表现。正因为如此。在1958至1960年的三年中，几乎年年政治上反“右”，造成了经济上的浮夸风和弄虚作假。特别是毛泽东在苏联参加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期间，受到赫鲁晓夫极左思潮的影响，提出15年赶英、50年赶美，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违反经济规律、违背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极左口号。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追求亩产吨田，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解决生产技术问题。“土洋并举，以土为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片面强调大搞群众运动，片面追求高指标，只求产出不计投入。由于反右斗争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因此从事技术工作的主体或当时惟一在政治上可信任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基本劳动群众，依靠的是他们所掌握的传统的工匠技术。《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社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大都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出来的，都出自那些社会地位低、学问少、条件差的人们。”并连续发表文章，报道了被接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的有一定创造发明的36名基本劳动群众的情况，他们中有17人是工匠，19人是农民，1/3的人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是高中一年级水平。错误地把在工匠时期、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匠的发明创造模式推广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
        在大跃进时期，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技术成果，例如：半导体收音机、电视发送设备、拖拉机、国产轿车、内燃电动机车、远洋货轮均是1958年制造成功的，1959年又制成电子计算机、交流电力机车等。这些技术创造，主要还是在专家指导下完成的，其中许多技术项目是此前已完成预研的[4]。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并对这两个概念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造成中国持续的经济困难，经济领域不得不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科技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制定了“科学研究四十条”。1962年在提前完成《1956年-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1963-1972年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技术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同时，中央及时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片面夸大工人农民和贬低工程技术人员在技术发展中作用的错误，在继续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的同时，强调科技人员的作用，提倡技术引进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强调企业的技术改造，注重科研与生产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并撤走专家，“反帝防修”一时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极“左”思潮并未得到认真纠正。
        经过3年的调整，1963年后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工农业生产均有了很大发展，虽然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但整体国力有了空前的加强。
        1966年后，中国进入了“文革十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党内多年的极“左”思潮在这10年中一直主导着国家的总体技术观。将技术发展路线分为资产阶段的和资产阶段的两类，《解放日报》1966年5月20日《社论》指出：“自然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是用什么思想、走什么道路来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为谁服务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思路和路线。”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技术发展路线，它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的技术发展路线，它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因而可以打破少数人搞技术的圈子，依靠广大群众发展科学技术。并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反映。这篇《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作为中央的基本观点向全国发布。此后一切技术工作均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对待和分析，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他们根本不熟悉的工厂和农村从事与他们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去改造自己的“资产阶段灵魂与立场”，许多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更以大学教授在农村认不清苗和草，进一步说明知识分子知识的无用。将意识形态中极“左”的思想贯穿到技术工作的始终，用阶段斗争、反修防修、反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对待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为此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反对技术权威，反对知识分子，以土代洋，以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无知和愚昧对抗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1976年“四人帮”下台，十年动乱始得结束。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会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们的思想开始逐步得到解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成为国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体制、教育体制、科学体体制改革方针先后出台，使国家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各方面均出现了崭新的发展局面。
        这一时期，国家在总体技术观上有了许多新的变化，邓小平几次强调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化”建设的关键等思想，使全党全民对科学技术的重要社会作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学位制的恢复、专利法的实施等，极大地解放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理论界的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无阶级性、无国界的问题。国务院召开的两次“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研讨会，使人们对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此明确了中国的奋斗方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争论十余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终于确立。在20世纪末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而有序的发展，使中国在20世纪末进入了人均GNP800美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从以上的回顾与分析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技术观的演进与国家的体制变化密切相关，是时代意识形态的反映，影响着该时代技术的总体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