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国家主要领导人物技术观的历史作用问题
        当研究新中国技术观的演变时，常会遇到某时期国家的技术观或民众的技术观是怎么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只要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国家的技术观或民众的技术观基本上导源于某些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5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领导人的技术观，特别是毛泽东的技术观对当时国家技术观的形成与演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及时地总结并提出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本思想，对群众中萌发出来的新思想及时总结认定并推广到全国。他提出的“大搞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土洋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对当时技术的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文革时期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思想，曾对当时狂燥的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热情有所扼制，对当时的国民生产有一定的作用。毛泽东的技术思想一经提出，很快就成为全党的技术思想和全民的技术思想，也就是国家的技术观。而群众在接受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思想时所激发出来的过左行为和将建设目标提高的狂热倾向，又一直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鼓励。这又导致毛泽东及中央认为，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解放“被国内外剥削阶级所束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6]。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建议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以及他提出的及时发展高技术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家新的技术观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也正是在邓小平技术思想的指导下，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经济取得了快速而稳步的发展。
        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对当时的技术经济发展起着很强的指导作用，因此研究新中国技术观必须研究主要领导人的技术观和技术思想，研究他们的技术观形成的历史的、现实的条件与基础，研究其技术观演变的过程和原因以及对全国技术经济发展的作用。
        2.4技术观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
        国家政治倾向对技术发展的方向、规模与速度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政治干预科学技术的情况十分显著，这也充分体现了技术本身虽无阶级性，但是技术的发展却会受政治的影响。政治干预技术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促进技术的发展，一种是阻碍技术的发展。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以及“一五”时期，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由此衍生的经济路线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但在“大跃进”及“文革”时期，政治干预完全使技术发展受到扭曲，造成了技术水平落后于世界几十年，世界在往前跑、中国在原地跳的被动局面。
        在意识形态方面，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对技术的发展都曾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大搞群众运动，用指挥战争的方式指挥科学技术工作，凭一时政治热情去促进生产力发展，宣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用体力劳动排斥脑力劳动，用外行去领导内行，特别是“文革”中让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兵进驻科研机关担任业务领导，在生产规模和技术能力上追求大而全，以及长年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与现状了解不多的情况下，人为地描绘资本主义的丑恶并痛加批判的唯心思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动辄扣上“唯生产力论”罪名的反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思潮，都极大地挫伤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劳动积极性，人为地制造了技术开发主体与技术实践主体间的矛盾，造成了技术发展中的倒退和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使中国浪费了十几年的时间，增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差距。
        技术观与社会意识形态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技术观经常受社会意识形态左右，甚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错误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会给国家技术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而在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技术观，则会对技术经济发展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
        2.5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前面已有涉及，这里再作些补充。新中国成立的50余年中，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特别是对其社会作用及地位的认识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即解放初期、反击右派运动到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在解放初期，在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注意发挥他们在工农业生产和繁荣文化方面的作用。这时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旧社会过来的和极少数从国外学习归国的，为了迅速医治多年战争的创伤，加速经济、文化建设是当务之大急，对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遵循了“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人在努力学习马列著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使得新中国在成立后的几年中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然而自1957年反击右派的斗争之后，形势为之大变，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要求他们必须坚决与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划清界线，要求他们无条件地在思想上、身心上接受工农兵主要是受传统自然经济观念十分顽固的农民的改造和再教育。要求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夹着尾巴做人。自1957年反右斗争至“文革”结束的20余年中，中国大批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受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常是名为抓“一小撮”，实则是压制打击“一大片”，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兵占领一切，在上海甚至搞出工农兵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大加批判的闹剧，使得20世纪50年代初确立起来的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良好关系迅速恶化，人为地加深了有知识的人与知识不多或无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经常出现“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了根本性转变，实事求是地分析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技术专家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得到彻底改善。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与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是直接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