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这种影响表现的方式和达及的程度有所不同。上海银行公会是当时上海银行业惟一的同业团体，且因其行业优势，在上海工商各同业组织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上海金融界乃至全国金融界都有重要影响。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公会关注哪些问题？发表了哪些重要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如何应对复杂的情势？本文拟从金融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角度对有关问题作一概述。（注：关于本文主题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刊布。但如下论著涉及同一时期的上海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研究：〔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周育民：《一二八事变与上海金融市场》，《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
        （一）
        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银行公会所代表的上海银行业已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库券和获得短期垫款最重要的来源，并在维持上海金融市场、稳定工商行情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上海银行公会一直与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尤其是财政部）保持着直接联系，如财政部长宋子文及几位次长时常在上海与大银行家直接接洽，必要时银行公会的代表也可赴南京约见财政部官员，银行公会的函稿亦得直接呈送财政部。这种直接联系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和上海银行业的共同需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银行公会对于历时已久的宁粤政争之是非，并不轻易表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国内时局关注所在依然在宁粤政争。自当年4月底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名国民党中监委在广州对蒋介石提出弹劾、5月反蒋派在广州另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之后，粤方一直把蒋介石下野作为双方息争的前提。“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粤方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仍坚持：“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注：《唐绍仪、孙科、汪精卫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9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页。）甚至当年10月下旬粤方同意在上海与宁方举行“和平统一”会议，也把蒋介石辞职、粤府解散作为不可分开的统一的前提。明确这一点，对我们评价上海银行公会有关时局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银行公会对时局的关注度有了明显的提高。9月20日，上海主要报纸刊登了上海市商会、上海反日援侨会等团体呼吁息争的电文。上海市商会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指出：如果匪讧于内，灾通于国，寇逼于堂奥，而国内仍不改其蛮触蜗争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词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诸公讵得免焉。（注：《市商会致国府电》，1931年9月20日《申报》。）银行公会认为，这类电报发出，“虽是否有效，固不敢必然，国民天职所在，良心上似亦当有所表示”。于是，在9月21日上海银行公会改组筹备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叶扶霄以主席的身份谈到：“日来日本藉词中村案件，突然进兵东三省，并割据长春，以致时局骤起变化。吾国当水灾之后，又起外侮，而宁粤当局，又复政见不同，谣诼时兴。当此国难之际，自应以救国为前提，而救国步骤，尤宜内部息争，方可群策群力，专心御侮。否则国家固有累卵之危，金融界亦复不堪设想。时至今日，似各界不能再安缄然。”出席会议的各委员当即通过了致宁粤双方的公开电稿，经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阅后，以两个公会的名义发出。（注：《上海银行公会改组筹备委员会第六次紧急会议记录》（1931年9月21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下同），S173-1-13。）该通电指出：警讯传来，日军竟甘冒大不韪，进袭辽宁各处，全市震动，悲愤曷极。窃思时至今日，再不努力图存，国将不国，遑论其他。并提出三点：（1）兄弟阋墙，最为不幸，立即争息，以御外侮；（2）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敌忾同仇，以纾国难；（3）通告全国，处于镇静，韩野一心，以挽危局。该电文最后称：“两公会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用敢电请诸公，当机立断，集合各地贤杰，聚议一堂，共挽狂澜，在此一举，否则危亡在即，完卵难期，革命之人格何在，独立之主权尽失，诸公肩荷重任，其将何以对人民耶？”（注：《银钱业电请息争对外》，1931年9月22日《申报》。）与上海市商会的电文相比，银钱业公会的通电更明确地指出了宁粤双方均不得辞其咎。又如有银行界代表人士加入的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在9月26日召开的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案中主张：通电拥护蒋总司令，统一军权，集中武力，准备以实力对日；电请粤方捐除前嫌，泯灭私见，归附中央，一致对外。（注：《八百余团体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1931年9月27日《申报》。）可以这样说，当时包括上海银行公会在内的工商界上层，都还是倾向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方面的。
        1931年10月下旬宁粤“和平统一”会议在上海举行之后，进展缓慢，银行公会对此非常关注。11月5日，该会主席李馥荪在执行委员会议上指出：“目下时局问题，虽由京粤双方代表在沪召集和平会议，但荏苒多日，仍未有结果，而人言藉藉，佥谓尚在争议，党政制度问题，双方殊难接近。际此外侮孔亟之秋，若此次会议不能成功，和平复告破裂，则国家前途将不可收拾。故无论在个人国民天职上，及本会立场上，皆应有所表示，合力促成达到和平统一目的。”会议通过了宣言稿和财政方针建议案各一件，当日即推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荪、吴鼎昌、胡孟嘉5人分别面谒京粤代表，陈述相应主张。（注：《上海银行公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议记录》（1931年11月5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S173-1-68。）宣言直言不讳地指出：“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全国人民，无不认为破坏之日告终，建设之期开始。举凡党国措施，罔不竭诚拥护，以期政治之稳固，藉谋经济之发展。不意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甚至党国自身亦复不能保持完整。卒为外患所乘，占领辽吉，震撼世界，国无以自存，民无以聊生。凡为国民，自问对党国之信仰，已五年如一日，而其成绩乃至如斯，实不能不感觉无穷之悲愤。尤为我金融界同人，此五年中，追随国民之后，不断的在社会上，提倡尽力协助党国政府，至此更不能不抱万分之惭疚。”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达成一致，息争御侮：“窃以为在此时局之下，此次代表会商中，无论任何条件，双方皆应立即互让，克期合作。万不得已，则亦宜立由双方推定第三者，本互让精神，迅予调处。双方尤皆应承受其调处，以期统一于必成。”会议最后对和平会议破裂的后果，提出警告：“诸公须知训政之权在诸公，而授训政之权于诸公者，犹是国民……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听任诸公之自行破裂……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危险之状况，当为诸公所深知，勿待多言。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无疑，无论任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银行公会提出的财政方针建议案的主要内容为：政府召集财政委员会，议定军政费预算以1900余万元为度；上项预算每月除以收入抵充外，以公债弥补不足之数不得超过1200万元；此后政府发行公债，应将债票全数交由财政委员会及基金保管委员会会同保管，以期债票市面，渐臻安定。（注：《国内要闻·银行同业公会重要会议》，《银行周报》第15卷第43号，1931年11月10日。基金保管委员会，即下文提到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参见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
        自1927年起，以银行公会为代表的上海银行界，便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的成立，给予重大支持，也曾寄予极大的希望。另一方面，从1927年宁汉合流到1930年中原大战，时局的动荡使上海金融市场风浪迭起，但毕竟蒋介石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还是稳固的，这一政权对上海银行界的权威也没有大的动摇。然而，自1931年2月的拘扣胡汉民事件起，蒋介石集团的权威性乃至施政合法性，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的挑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趋严重，蒋介石集团无法以原来的方式维持其统治，而宁粤政争旷日持久，对社会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也使得上海银行公会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的政绩做出基本负面的整体评价，表明了银行界对蒋介石集团的不满与失望，对于长时期地承受政治分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则已经失去了耐心，明确表示了将凭藉所掌握的金融力量和经济影响力，向现存及将来的当政者施加压力，以捍卫其自身的利益。只是在蒋介石下野、粤系主政这一最敏感的问题上，上海银行公会仍不做明确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