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费边社所宣扬的这种社会改良主义，早在1890年，恩格斯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费边社会主义是“有教养”的资产者的幻想，其实质是企图“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卷第351页。）1893年，恩格斯又针对费边主义的所谓“渗透政策”精辟指出，“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9卷第8页。）列宁也多次批判了费边主义的这种“市侩反动空想”，并且尖锐指出：“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毫无疑问就是‘费边社’。”（注：《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7页。）
        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平社重蹈了费边社的覆辙。1930年4月12日，刚刚从人权论战中退却下来的胡适本着“救火”、“补天”的目的，作了《我们走那条路》的报告，以此作为“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一总题目下“概括的引论”，说明他们“一个根本的态度”。在该文中，胡适代表平社“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革命。”那么中国今日究竟需要什么呢？在他看来，“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注：《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两相对照，这与费边社所提出的“自觉的渐进主义”何其相似！（注：当然，胡适改良主义主要渊源于杜威，但从其这一时期的日记来看，他对罗隆基介绍的费边主义亦颇多关注与兴趣。）至于他对国民党“用诚恳的态度下恳切的指责”，正如其所言，“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作时代的领导者”。（注：《新月》月刊，第2卷第6-7合期。）而当时与国民党笔战正酣的罗隆基，则不仅在平社聚餐会上专门作了关于费边社历史及议政方式的报告，而且还径直将费边主义运用于分析时局，从而达成了“两恶相权取其轻”的抉择。在《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中，他甚至建议修正国民党的党义，实行思想的自由，让费边社会主义发展起来。（注：《新月》月刊，第3卷第10期。）由此足见费边社对平社同人的感召之大。除此之外，众所周知的梁实秋对“超阶级人性论”的阐发，其实在费边主义的阶级调和论中也不难找到其滥觞所在。
        二
        作为一个团体，费边社之于平社的魅力及影响，从以上三个方面可见一斑。然而在这里或许还不得不提起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英国人，他就是拉斯基。（注：20年来，以拉斯基为题的专论竟然只有二篇，即俞可平的《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1985年第3期）与孙宏云的《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哈罗德·约瑟夫·拉斯基（Harold J.laski1893-1950），是英国工党著名的理论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一生著述30多部，此外尚有大量的小册子、论文、演讲稿等，内容涉及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在欧美思想界有着重大的影响，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同时还作为费边社的重要成员，被平社异乎寻常地加以尊崇。他虽然没有像杜威、罗素、泰戈尔、肖伯纳那样亲自踏上中国来宣扬自己的学说，（注：1921年，讲学社曾邀请拉斯基来华讲学，他因忙于著述而谢绝之。）但却仍拥有众多的中国信徒。在其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期间，陈源、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储安平等都曾先后亲炙其学。尤其是在罗隆基的倡议下，平社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大规模译介拉斯基的著作。在《新月》甫初转向议政的第2卷第2期，就刊载了黄肇年翻译的拉斯基的《共产主义论》的第一章，随后又由新月书店出了全译本；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了邱辛白翻译的拉斯基的《政治》；《新月》第3卷第5、6合期和第7期又发表了罗隆基译的拉斯基的《服从的危险》、《平等的呼吁》；第12期则有胡毅译的拉斯基的《教师与学生》。而且罗隆基、王造时等在其它文章中更是屡屡征引拉斯基的学说。王造时甚至在1936年因“七君子事件”而身陷缧绁时，仍笔耕不辍及时地将拉斯基的新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译成中文。另外，张君劢也于1930年译出了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平社同人以上的种种努力，终于使拉斯基学说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然而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拉斯基学说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注：参见愈可平前揭文。）其前后甚至不无相互龃牾抵触之处，因此平社诸人以及后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究竟接受的是哪个时期的“拉斯基”，绝不可简单论之。仅就笔者考察，拉斯基学说就其自身发展脉络而言，大致经历了政治多元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拉斯基－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四个阶段。
        1917-1924年间，拉斯基是作为一个典型的政治多元主义者出现在欧美思想界的。他认为，传统的“神秘主义一元论”国家观，使国家“成了一种现代的偶像，臣民对它必须躬身屈膝”，它的意志永远超越于任何个人和团体之上，这种状况是不合理、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其实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组织中众多团体的一个，不应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应干预经济和其它团体的主权。这一时期的拉斯基，还十分强调个人自由。他在《现代国家中的自由》一书中给自由下了这样的定义：关于自由，我指的是要保持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都有机会在最大程度上发展他们自我，“自由在本质上就是没有拘束，并且是快乐的一个根本条件”。他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把按照自己判断来行事的权利从属于另一部分直接否定他的判断的人，他也就失去了自由。显而易见，拉斯基在这里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把自由界说为不受任何束缚。
        然而到了20年代中期以后，拉斯基为了适应英国垄断加速的进程，转而抛弃了政治多元主义的见解，醉心于费边主义的国家观，正所谓“国家是社会意志最终的法律贮藏所。它规定其它组织。凡是国家想要管辖的所有人类行动，它都有权管辖。”（注：［英］拉斯基：《政治典范》，伦敦，1925年，第21页。）他不再认为国家只是社会众多团体中平等的一员，而认为国家的意志高于其它团体的意志，“其地位势必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它团体”，（注：［英］拉斯基：《政治典范》，伦敦，1925年，第70页。）至于其它团体的意志和活动，则应限制在国家安全和它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否则当“团体作出的行动必然被认为是一种推翻社会秩序的行动时，国家就可以干预团体”。（注：［英］拉斯基：《现代国家中的权威》，纽约，1930年，第168页。）这一时期，拉斯基也一反以往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论调，而强调国家应干预经济，主张由资产阶级的国家控制生产和分配，并实行大工业的国家化。显然，拉斯基思想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