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的形成
        刘少奇于6月22日指示中共南京代表团，提出一个与蒋的整军方案针锋相对的对案，刘说：如蒋要求在东北、华北增加驻军，我则要求减少东北、华北政府驻军比例与我相等；蒋要求我退出华北各城市及铁路线，我则要求政府军退出大同、石家庄、新乡、济南等（注：《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1页。）。
        据此，周于6月25日向马歇尔提出中共在东北驻军为4个师，全军共为13个师，理由是“东北民主联军，原为政府所未承认者，现时应加入整军计划之内”。周强调：此议“既非将中共军队在关内之数目移至东北，更非将政府军队数目也作同样比例增加，而只是将中共部队在东北之数目及其对政府军队之比例予以增加”（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75、476页。）。
        当日，中共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驻军表，前表为国民党在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南的30个军90个师开列出详细军师驻地，后表为中共的驻区，其华北驻地有张家口、承德等地，华中有淮安、宿迁等地，东北有哈尔滨、齐齐哈尔、安东等地（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49-353页。该表未注明提出时间，该书第303页一份附录指明提出于6月27日。但周恩来6月25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中称：“关于在整编期间，东北及关内，政府与中共部队之各军、师应驻的位置，我方特作全部提议如另表及附图所列，希予察阅”（《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76页）。可见该表于6月25日提交马歇尔，大约马歇尔于6月27日转交对方。）。此即针锋相对。
        然而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国民党决心不再拖延谈判，不就上述问题继续纠缠，谈判焦点集中为强行指定中共军队的入驻区域和入驻时间。6月25日，徐永昌“午偕俞诣蒋先生，作最后规定（为共军驻区及进入时期）”（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5日。）。当日，俞大维向马歇尔提出一个修正案，其要点为：中共热河、察哈尔军队向两省边境集中，政府军于签字后一个月内，“必须进入承德、古北口”；“胶济铁路沿线之共军，须于签字协定后十日内全部退出，由中央政府军接收”；“苏北各共军，须于签字后一个月内全部让出”；“凡自六月七日以后被共军侵占地区，如山东、山西、河北等省所属城镇乡村，共军概须于签字后十日内退出，由中央政府军进驻”（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47、348页。）。此即“最后规定”。
        该案的提出，显然是力图迫使中共再一次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严峻的局面下，周恩来再一次表现出顽强的意志与睿智。
        6月26日，周与马歇尔就俞大维方案会谈，周没有正面拒绝撤出某些地区，而是首先提出以政治军、军民分治的原则，指出这些原则“也是政协精神和美国式的方法”。尔后周说：“政府不应提出我们退出何地由政府军来代替”，“政府只能提出中共军应在中共区驻扎……其他地方空出”。也就是说，中共退出的地方，国民党军也不应进驻，而是“空出”，理由是随着国民党军的入驻，地方政权便会改变，不符合军民分治的政协精神和美国方式。周的意见是，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完全交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来解决军队不加干涉”（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77-483页。）。这样，撤军问题又引出了地方行政问题，并成为新的争执点。
        6月28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中共可退出下列地区：安徽东北部地区、淮安（不含）以南地区、山东枣庄地区、山东胶济铁路线、张家口（不含）以南地区、承德（不含）以南地区等。周同时强调：“政府方面须保证，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3页。）即军队撤但行政不撤。
        当日，蒋亦向马歇尔递交了整军4项原则，重申国共两军总比例不变，即中共不能增加军额，重申中共必须退出6月7日后进占的山东、山西等地，蒋尤其要求中共退出胶济路、承德、苏北和古北口（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89页。）。此后，国共的争执点主要集中于这几个地区。
        此刻国民党内的不满情绪一再升级，在28日上午的中常会上，白崇禧主张：“必须即进剿”。中午，蒋在黄埔路官邸召集会议，“决定对共产党在山西之滋扰亦报复以小的打击。”徐永昌写道：“连日共方提出之对案仍系拖延政策，一味胡缠，如言苏北、热南某某地区可让出，但既不许另去官吏接收，且须留多少地方团队防卫，而又说不能改变其政治设施，彼此谁也不许驻兵。是真滑稽到极点，欺人到极点”（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8日。热南指热河南部。）。
        在这种严重的对立中，马歇尔的态度为双方所关注。陈诚说：“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古北口等地，需有理由使马歇尔折服。”（注：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28日。）也就是要争取马歇尔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国民党。6月29日，马歇尔综合蒋的四项原则与周的备忘录，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国共总兵力比例不变，中共同意政府在哈尔滨驻兵一个团，并在该地组成混合政府。中共退出某些地区，但政府不派军队前往这些地区，当地政府继续维持秩序（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89、190页。）。这是一个折衷方案，但在最为核心的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问题上，马歇尔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此时延期8天的停战令将于6月30日届期，而谈判显然无法如期完成，6月29日，蒋做出了“决裂”的决定。当晚，蒋召集戴季陶、邹鲁、吴鼎昌、王世杰、邵力子、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开会，这基本上就是蒋的文武最高决策人士。蒋说：中共仍无诚意，“既决裂之，不许可再延期，亦无必要顾虑种种，只有明白宣布政府所希望与共党所要求之距离遥远，和平之门不闭，惟待共党之回头”（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9日。）。自此，南京谈判的局面迅速恶化。
        6月30日，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不再提停战延至何日，但要求：“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当日，蒋与马歇尔长谈，马歇尔说：“余觉除东北外，政府条件颇苛”。蒋说可暂不提承德问题，但仍坚持中共退出苏北、胶济线、安东和承德以南地区，“所有撤出地带，地方政权交中央”。马歇尔说：“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蒋说：“关于地方政权问题一节，余欲特别声明，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中共如此不近情理，使政府不成为政府，国家不成为国家，如此余宁中共不撤出苏北，不愿撤出后又保留中共地方政权”（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91-194页。）。
        也是在6月30日，周恩来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介绍了中共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周说：“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干政的防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7、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