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过程中，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公共领域的重要作用，即从进步的立场上讨论关于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结集社会理性势力，推动理性势力与大众的结合，建设能够替代已丧失正当权威的政治权力和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某种文化权力。所以，研究系知识分子依靠他们的文化资源，积极主导这种讨论，特别是他们的现实认识推动他们的文化运动。
        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内在的最大乱源在于军阀与财阀的结合，且缺乏能够克服此种矛盾的市民阶级。回国后热心于文化运动的蒋方震深受罗素的影响，把政治权力与财阀的勾结看做社会的根本问题。蒋认为军阀主义崩坏与大资本的发展是一股世界的趋向，但是这种现象一定伴随许多社会负面效应。蒋认为中国的财阀决不像西方资产阶级，讲究经济原则效率与合理性，具备能够牵制政治权力拥护平民政治的进步作用。绅商不过是与腐败军阀结合的阶级，对立于作为社会整合主体的市民阶级。这种对于绅商的否定认识，容易发生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消极态度。他认为在中国产业社会的发展中，必将有社会整合性的危机。所以必须要有具备健全意识的市民阶级。
        张东荪对于蒋方震的见解十分赞同，认为要解决绅阀的资本主义与军阀的武力主义的结合，不仅需要单纯的政治组织化，而且要通过扩大由伦理市民的自治来控制资本与国家权力，避免腐败政治权力与财阀的结合所引起的社会分裂。（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12月15日；“中国没有市民（亦称公民），被治者中便从来没有对於政治上经济上之有力的阶级，所有的止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生变态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是很少的，总之工人与商人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他们从这种角度上分析中国社会各势力的性质及力量。如张东荪认为，“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设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注：东荪：《长期的忍耐》，《时事新报》1920年11月20日。）“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自觉而未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12月15日。）
        他们把理想的市民社会看作实现“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都是企业管理者”的基尔特主义的社会。（注：梅祖芬：《中国劳动界之将来》，《时事新报》1920年5月10日。）他们进一步摸索具体实践方法，如开设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平民银行，调查有关工人的社会状况，包括工作时间、福利卫生、教育、工场分红方法和工人数量等。（注：一岑：《劳工解放的根本问题》、《解决劳动运动的初步》，宗一：《上海设立平民合作的主张》，彬彬：《消费合作社之研究》，《时事新报》1920年4月6日、5月12日、7月4日。）这种摸索使他们超越了单纯的学工主义，初步趋向设立工人俱乐部与合作社等等具体实践。
        同时他们深刻考虑梁启超所主张的以小农为基础的中国国民的保守性与政治文化的落后性，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决不能直接采用德国式或者俄国式的方法，其关键在于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注：张东荪：《答张君劢书》，《时事新报》1920年7月23日。）张东荪说：“中国情形不同，兵是没有一个要得的。农民居多数，然要他组织而能活动，至小非在二十年后不可。而工人则数甚少……虽则不必置工人於不顾，然须知专注重工界是不行的。中国和俄国不相同。当然把兵的一阶级完全弃开，除工以外，便应当下全力於农的阶级。总之。农民一天不能有组织有活动，中国的社会问题是永久不能解决的。并且要晓得工人本来富於活动性。容易发生运动。但是……结果至多也不过做到一个半生不熟的变化。……所以改革社会推而至於改革政治不单是现在不能专靠工界，并是以后也不能专靠工界。热心社会改革的诸君要把眼睛注在农民方好。”（注：东荪：《奉劝热心劳动运动者》，《时事新报》1920年5月7日。）对他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整合乡村社会实现自治的运动主体。他主张：“现在中国的士都是死去了，只有农民，但是他们的知的水平太低”；“中国的最大优点是耕读主义，历史上著名人士皆躬耕。盖躬耕不但能自给，足以保其廉心，不致摇尾乞食。但能养其浩然之气……大节无惑。”（注：东荪：《俸劝青年善用求知欲》、《中国之唯一优点》，《时事新报》1921年5月12日、16日。）这种问题只靠国家权力解决不了，须有理性势力的能动作用才能解决。张氏主张通过设立贫民大学，实施智商与德育教育促进伦理觉悟，强化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乡村建设一种自治的重点机关。（注：东荪：《一个最急最大的问题》（1）（2）（3），《时事新报》1921年1月16-18日。）
        由此可见，他们反思共和革命的失败，切实理解国家建设过程中社会自治力量的重要性与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打算以文化运动形成具备理性能力的市民阶级，并增强理性势力的社会力量。梁启超提倡政治革命与文化运动的结合，试图利用他的文化威势与人际关系和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进步力量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社会力量。这与从前把舆论看做代表社会理性，启蒙国民并形成市民，制衡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有力手段的认识也有相同之处。这种理论注定了他们的具体实践。第一，是有关社会改造论的具体化。如上述社会改造论的核心在于形成伦理市民，以此追求自治的小组织，并经过各种议论，以建设工人俱乐部与消费合作社的形式具体化。第二，基于民治实现的原则，尝试职业代表制的法制化。特别是在有关召集国民大会的议论中，他们主张联邦论，并试图通过省宪与国是宪法，尝试职业代表制的法制化。他们的这些努力，是在民治的实现原则与现实条件结合的基础上摸索能够获得国民同意的政治秩序努力结果。第三，他们依靠本身具有的文化权力，主导牵制国家权力与组织社会理性的广泛讨论。从此引起了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主导话语空间。当然这些实践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一个原理三个不同侧面的表现，是以伦理的觉醒为基础，依理性的原理与渐进方法整合社会建设国家的努力。在这些活动中《时事新报》、《改造》、中国公学、共学社及讲学社等都是有力的文化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