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2年陈炯明叛变期间，商团昼夜武装巡逻西关商业繁盛之地，“另配便装暗探到处巡察”；“倘遇加紧戒严时期，夜深尤择要握守”；还举行武装大游行以显示实力、安定人心（注：《商团军巡查之得力》、《商团军大巡游盛况》，《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7月15、8月21日。）。商团在此次事变中维持治安得力，“商民甚为感激，因此团务日形发达，报名入团者倏增千数百人”（注：《商团请给购枪护照》，《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9月30日。）。在1923年初孙中山的西路讨贼军向广州进发时，商团议决，“如遇军事紧急时，毋论新招旧有各团连，一律以西瓜园商团公所为临时大本营”，由大本营统一指挥全市商团行动，“并加设商团汽车队，俾资迅速”（注：《商团实行自卫》，《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1月6日。）。
        由于财政困难与政府管理效能低下，广东政府没有完成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职责，除维护社会治安外，社会救济也不得不有赖于商人团体。商团曾自称：“十数年来，粤垣政局迭变，商场未大受蹂躏，皆商团自卫之力；居恒御盗制暴，军警有不能为力者，独商团毅然任之”（注：《广东扣械潮》第1卷，“事实”，第1页。）。“平时则分班教练，作育人才；有事则协力布防，保卫闾里。遇有水旱偏灾，无不分途散赈”（注：《附录粤商团总公所为扣留军械通电》，《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8月16日。）。这虽不无过头之处，但商团在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救济两方面确实都发挥了作用，获得颇佳的声誉。
        广州商人有行业组织和依靠行业组织进行活动的团体，而同一街区的商人又以“集庙议事”等办法协调社区的行动（不少行业是集中在某些街区的）。广州商团既通过行业组织发展团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工商界老人回忆了各行业参加商团的情况（注：参阅《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46-77页。）），又通过街区开展活动。如1913年初西关商团分所的一次集会，是由各街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议决：集款购置枪械服装办法由各街自行集议；商团分所的开办费，由各街捐助；并要求各街推举代表参与商团分所的事务（注：《商团分所大集议》，《民生日报》（广州）1913年1月4日。）。这样，商团就依靠广州商人行业与街区的网络，在全城商人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被商人们看做代表自己利益的武力。
        地方民间武装组织流品颇杂，常有兵痞盗匪混迹其间。但广州商团成员都是商店、厂家的老板或少老板，或者是中高级店员（注：《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47页。）。
        广州商团初期的规模与苏州商团差不多，远不如上海商团（注：清末上海商团有2000人、400支枪，参阅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55-156页。辛亥革命时期苏州的商团只有几百人，参阅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第420页。）。民元以后广东动荡的局势为它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遇。每逢广东发生严重动乱，商团就会有所发展，终于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商团，而商团首领陈廉伯则成为广州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1919年夏天，广东各界因不满桂系军阀的统治，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7月，广州商人举行罢市，向军政府提出“出师讨贼”并要求以广东人伍廷芳兼任省长，当然其主要目的在于后者。军政府不敢向商人施以高压，连日邀请商人团体领袖商量解决办法（注：《广州罢市之急风云》、《罢市要闻汇志》，《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7月12、14日。）。因为伍不愿就省长职，各方又提出其他人选，“有拟举陈廉伯者”，伍廷芳、岑春煊（军政府主席总裁）、莫荣新（广东督军）表示赞成，“各方面各社团均派人向陈劝驾”（注：《省长又拟举陈廉伯》，《香港华字日报》1919年7月22日。）。这次罢市，是广州商人为政治目的、以罢市为手段向政府示威。陈廉伯虽然没有接受推举，但他在广东社会的声望和地位因之进一步提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广州商团团长，其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有助于商团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广州商团拥有大量武器，也与晚清以来广东社会动乱这个背景有关。城乡都有不少居民以防盗为理由购买枪械（注：据说，“沪上某西报记者调查所得，中国枪械以广东为最多。合商乡团各种自卫枪械，与现役军队并土匪等等，共有四百万。”（见何民魂《自杀的孙文》，《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9月18日）即使加上土造枪械，这个数字也令人难以相信。但此说至少反映出时人心目中广东民间枪械之多。）。在清末的广州，“凡殷实商户，多有储枪自卫者”（注：《警厅布告》，《民生日报》（广州）1912年5月18日。）。民元以后，“粤省商团枪支名册，向未造报于官厅”，枪照均由商团签发（注：《仍催商团造缴名册》，《香港华字日报》1924年6月11日。）。广州商人团体甚至可以代外地商团民团办理。1912年初，广东都督同意由广州总商会核发各地办团购买枪支护照的手续（注：《总商会布告各乡领械办法》，《香港华字日报》1912年1月12日。）。各届广东政府对广州商团购买武器的申请都予以批准，在管理方面还予以特别优待。1924年初，广州商团以“本团为自卫机关，为全省商人之组织”，“属地方维持公安之机关”，要求团枪不按私有枪械论，免交查验费，得到批准（注：《大元帅训令第64号》，《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5号（1924年）。）。引发“商团事变”的从国外购买的大宗军火，也曾得到军政部的批准。后来枪支运到，政府扣留的理由也只是领到护照后四天枪械即运到，而数目不符，担心其中有阴谋，并没有否定商团购买武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保证查明没有阴谋之后将会发还（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21-526页。）。
        广州商团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团军，有整个广州商界为后盾，与各地（尤其是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城镇）商人团体有密切联系，而且，在上海、香港以及海外的广东籍商人中有很好的声誉，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商团的首领人物未免产生了虚骄之气，而广州商人也以为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商团的武力，可以同政府、军队较量。
        本来，广州商团是在粤商维持公安会主持下建立的，但后来成为与粤商维持公安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1921年，粤商维持公安会的收入为654.852元，支出为189.65元；同年广州商团总公所收入为41950.835元，支出为41107.15元，这仅仅是日常事务性的收支，不包括购买武器的费用（因由各团员自负）（注：参见《粤商维持公安会民国十年夏历辛酉征信录》和《粤省商团总公所民国十年夏历辛酉征信录》，广州，1922年印行。）。可见此时粤商维持公安会事务已经不多，而广州商团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它。
        许崇智在一个布告中说过，“粤省商团，比年以来，极形发达，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注：《广东扣械潮》第2卷，“文件”，第74页。）。在近代中国军阀制度“有枪则有发言权”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商团成为广州商人中最有实力的团体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