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盛世修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但以往大多是后朝修前朝史，每当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后，就开始组织人修前朝史，以古为鉴，汲取治国经验和避免重蹈亡国覆辙。而我们今天研究和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则是当代人修当代史。我们是要通过自己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不良倾向防微杜渐，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勇往直前，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像历代王朝那样，或是像苏联那样，丢掉政权后，再由后人去评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之日，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开始之时。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国家历史是被包容在革命史、党史中，专门的国史研究没有开展起来。国家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或设立相应的学科，高等院校也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尽管曾有少量的论著问世，基本上只限于对时事政策的诠释。国史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理论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昭雪平反和科学研究领域许多禁区的被打破；随着叶剑英国庆30年纪念讲话的发表，随着党中央做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在《决议》起草讨论过程中邓小平有关重要指示的披露，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党政分开原则的切实执行，随着双百方针的日益深入人心，国史研究事业逐步开展起来。
    首先是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使全党上下对系统研究对建国以来历史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次表现在国史研究的水平有了质的提高，标志性的成果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科学的总结，完整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及其在新时期的发展，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是国史研究的纲领文献。《决议》发表之后，国史研究不再是对时事政策的一般性诠释宣传，而是成为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门学科。再次，国史研究机构从无到有，国史研究队伍逐步壮大。先是各级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党史研究室的设置，在研究党史的同时，为国史研究做了重要的准备。进而有了各级的地方志、专业史编撰委员会。1982年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立项，成立了有关的机构--丛书的编辑部和各地方卷、专业卷的编委会。1990年又成立了专门研究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有了专业的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专业的出版机构--当代中国出版社。与此同时，不少省市还陆续设立了地方的当代研究所。全国各综合性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一些党校也开设了国史课程，一些院校还设立国史教研室。这样，逐渐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国史研究队伍。
    在建国50周年之际，国史研究工作呈现空前的繁荣。各种版本的地方史、行业史出来不少，其中既有系统叙述建国以来历史过程的数以百计的各种版本的“国史”；又有就国史中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领域、某一思潮开展的专题研究；更有数量浩繁的学术论文和各种类书、辞书、档案资料、大事记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当代中国》丛书及其电子版的完成。这套书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完成的，是由中央书记处批准立项，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出版署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单位组织实施的，邓小平、陈云和江泽民、朱镕基等4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经为该书题词、撰写序言，或亲自担任某分卷的主编；它是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和解放军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数以百计的省部级干部担任各卷的主编或编委，数以千计的各行各业的第一流专家亲自执笔，数以万计的各界人士接受采访或帮助查询资料、参与讨论、审阅稿件，在座的各位大多也是这套书的重要参与者；《当代中国》丛书的规模空前，150卷、208册，容纳了约一亿字和三万幅图片，涵盖面广，资料丰富，立论公允。 去年6月30日，江泽民和朱镕基、李岚清、丁关根、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的代表，江泽民在讲话中对《当代中国》丛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当代中国》丛书，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发展进程、经验和规律，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大家应该充分运用这部丛书的科研成果，为资政育人服务，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总之，在中央和国务院，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国史工作者和其他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在纪念建国50周年之际，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央在充分肯定我们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望。江泽民同志在6月30 日接见我们时的讲话中说：“总结历史，说明现在，探索规律，启示未来，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和其他研究工作的同志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国史研究工作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当代中国》丛书完成了；地方简史也已经出版了13种，写成11种，所剩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稿》继序卷出版之后，第一、二、三、四卷也已几经讨论，即将送审。我们除了要继续努力，争取高质量地完成这些中央直接交付的国史研究项目之外，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国史研究工作应该如何更好地配合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呢？应该怎样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呢？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这次会议上需要很好地讨论和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