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出台
        中国共产党几乎在刚刚接触藏事时就考虑和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早在1949年2月初与苏联特使米高扬会谈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尽管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和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11]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极为重视以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解放其他地区的可能性。所以，在“驱汉事件”前的1949年7月4日，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指出，未解放的地区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需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去解决。”[12]这是迄今所知的中共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最早的决策。
        然而，“驱汉事件”及其背后外国干涉的可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开始考虑军事解决的方式。美国及印度的支持大大刺激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欲望，引发了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老牌侵藏分子、前英国驻藏代表、时任印度驻藏代表理查森导演了这出闹剧，他事前密告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当内应，引进解放军。”[13]该事件是印度和西藏地方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达到西藏继续孤悬于外的目的而制造的。与此同时，面对正迫近藏边的人民解放军，惶惶不安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一面在印度的支持下不断增扩藏军，向昌都、那曲增兵，一面于藏历9月12日（公历10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信，声称西藏早已独立，不仅希望毛泽东约束部下不要进入藏境，而且更要求“归还”从前被中国“占领”的土地。[14]新中国政府决心解放所有中国领土。10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关于西南西北作战的电报中首次提出要二野和十八兵团经营云贵川康和西藏。11月23日，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电文中，毛泽东认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1950年1月2日，远在苏联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电报还要求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尽快会商以“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10日，毛泽东致电中央同意刘邓7日的进军西藏计划，同意以二野第十八军担负入藏任务，要求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划一切。[15]24日，中央批准了西南局18日上报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同时赞同刘邓提出的从西康、云南、青海及新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分别下达了这一命令。[16]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并非仅仅考虑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上述毛泽东主席的有关军事解决的决定，是对“驱汉事件”及其背后可能的外国干涉的反应，但中央仍然把政治解决的选择放在首位。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建立各民族的自治机关，这成为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理论和政治基础。加之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在制定方针时，既要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又要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因此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就在准备进军的同时，1950年1月15日，刘邓在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时，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进军西藏的任务。邓小平指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解决西藏问题，主要靠政治、靠政策。[17]在1月18日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朱德指出，要尽一切努力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军事手段在势不得已时才能加以使用。[18]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西北局指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17]（P,6）
        三、印度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对印政策的转变
        与中国希望和平解放西藏一样，尼赫鲁也打算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尼赫鲁虽然企图维持西藏现状来保持其在藏权益，但中国共产党对“驱汉事件”的愤激反应使他颇感吃惊，这使他不得不正视中国复兴的现实，无论从其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而且，国力的有限也使印度排除了战争的手段。[19]所以，承认新中国政府已成为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先决条件，符合以外交手段支持西藏自治的政策。尼赫鲁关于世界格局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推动了印度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冷战之初，尼赫鲁就决定采取和平中立及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20]他更多地视中国革命为民族解放而非共产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人更多的是“亚洲人”，他自信能与他们对话，展开英国人不能获得的富有成效的谈判。[21]为此，他力排异见、特别是副总理帕特尔关于中国以承认印度在藏利益换取印度的承认、否则就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建议，同时又坚决抵制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尼赫鲁还力主尽早承认、特别是赶在英国之前，以向中国显示印度并非英国的尾巴。为保持领先，他还曾向缅甸施加压力。[22]1949年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认新中国。尽管尼赫鲁对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感到不满，但还是作了让步。[23]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潘尼迦出任驻华大使。
        尼赫鲁之所以力主和急切地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保持在藏权益应是当时的直接目标，他希望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谈判，使印度的在藏权益获得承认。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潘尼迦对此后两国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表示乐观。[24]侵藏分子理查森对此则有以下阐述：
        “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只一个，但就西藏而论，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要么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