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反帝主张，开辟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新时代，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产生了直接影响。
        由于国民党是各种势力的混合，他们没有明确一致的反帝意识。“在一大以前，国民党人，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一会儿他们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主要是放在同所谓的军阀的斗争上。一会儿他们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概念，既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22]（P99-100）正惟如此，孙中山虽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产生了废约思想，但始终不敢公开提出，直到国民党“一大”宣言，才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这一主张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文件，凝结了共产党人的思想。
        从实际来看，宣言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制定的。包惠僧回忆说，“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虽然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如‘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都是由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23]（P143）。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鲍罗廷参加了宣言工作，尤其是瞿秋白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进行宣言的最后润色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几乎每天都被请到鲍罗廷的住所进行协商。[24]（P126）
        当时国民党内的右派极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条款，“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邓泽如等联名上书孙中山，称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条款是中共“阴谋”。由于各种压力，孙中山在会议期间产生动摇，打算放弃宣言，用政府纲领代替它，因为“右派对这个纲领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反之，他们会欢迎这个纲领，把它当作是摆脱在国民党宣言草案中提出的那些可恶的问题的最好途径”。鲍罗廷“认为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说服工作后，孙中山才“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25]（P20-22）。
        此前，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仅提出“力图改正不平等条约”[26]（P3），“一大”宣言明确改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正”意味着修约，“取消”则意味着废约，这无疑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的重大发展。
        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彻底的废约方针，促使国民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改变态度。例如，在1923年的关余之争中，孙中山只争关余，表示“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27]（P1777）。中共则认为不能仅争关余，并把这一事件上升到废除条约特权的高度。翌日中央发布通告，提出：“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2]（P212）。而紧接此后的国民党一大即通过了“海关问题案”，提出，“本党尤当更进一步主张收回海关，用种种和平正当之手段与准备方法，以求有济”[28]（P40）。
        此外，在实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的废约主张，其范围超过了“一大”宣言。“一大”宣言明确具体提出的废约内容，主要是“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和庚子赔款几项[28]（P20）。直至1929年，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演讲说，80年以来中国和外国所订的条约中不平等的内容，只有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界及租借地、外兵之驻扎、内河航权五点，“所谓取消不平等条约，乃是取消这些不平等的部分之意”[29]（P175）。从上可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内容，除这几项之外，还包括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收回租界等等。
        即使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废约的主张，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坚决反帝的政党，“国民党政府还算不得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9]（P178）。周恩来撰文说，“这样的广州政府我们本不应因为中山发表了几篇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而忽略他们怠工和退让的实际情况”。“尽管中山发表那样坚决的宣言，尽管广州反帝国主义声浪那样高，然而事实上广州政府却……向英国帝国主义绝大的让步。”“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孙中山对于海关问题，虽然主张以力取之，但是“见困于妥协派和右派的不革命空气，恐终难见诸实行”[9]（P201-202）。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在北伐战争中，他们只想通过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提出，“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或者说，“列强有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5]（P562）。
        无疑，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废约反帝主张，以及对国民党的帮助和推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才具有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