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指的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中的民族史学，包括少数民族史学及汉族史家的民族史撰述两个部分；其研究任务是探讨民族史学发展的过程、成就与规律。本文试就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国民族史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作一初步的回顾与分析，并就有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
    一、中国民族史学研究的步履寻踪
    （一）历史上有关民族史学的撰述民族史学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很早，它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几乎同步而行。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族史家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二是各少数民族在本民族文字产生或中原文明传入之后出现的记载自身历史的史籍。这两种形式的民族史学撰述，在中国古代随着史学史意识[1] 的增强而不断得到重视。如果说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民族史学撰述还处在分散的撰述阶段，那么撰成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则从文献分类的角度给了民族史学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史部“霸史”类基本上是记载民族政权兴亡历程的史籍。在今天看来，它们当属于民族史学的范畴。《隋书·经籍志》的分类法，对民族史学意识发展的连续性有重要意义。从民族史学研究的进程来看，魏晋至宋元以后，由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鲜卑、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先后建立政权，故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族史著作，如“正史”中的《魏书》、《北周书》、《元史》、《辽史》、《金史》，私人史著如《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地方史专著如《华阳国志》、《蛮书》等等。后世对这些著作的研究亦不绝如缕，如自明、清直至近代史家对《元史》踵起不断的续作、补订即是一例。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史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史研究的兴起、发展，民族史学的研究亦有所开展。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民族史学只停留在为数不多的一些介绍性文章和对部分史著的校注、考订上，如向达校注的《蛮书》及与之相关的评论文章等。这说明民族史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
    民族史学研究自70年代末以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可称为它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
    --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多。与起步阶段相比，近20年来各种学术期刊、论文集及个人文集中的专论民族史学的文章数量大大增多，其中尤以史学史、民族史研究中所包含的成果为多；对少数民族史著的校注、翻译工作亦大大推进，蒙、藏、维、彝等少数民族的经典史著基本都已有汉译本或校注本，有的还有多种版本。
    --研究范围的拓展。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于民族史著的考订源流、校勘文字、考辨作者方面，几乎所有民族史学名著，如《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等都成为研究的对象；二是在对史料考订、辨误的基础上，出现了从理论上阐释史学现象与史家思想的倾向。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史学史与史学批评著作，如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瞿林东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均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史学有专门论述；其他如杨树森、吴怀祺、张大可等先生，就民族史学的某一时期或方面进行理论探讨，各有成果面世。
    二、关于研究成果的初步分析
    （一）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是以各少数民族史学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王尧先生的《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王尧、 沈卫荣合撰的《试论藏族的史学和藏文史籍》（《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3期），分别对藏族历史上主要史籍的基本情况，藏族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等问题作了概括性论述，涉及到藏族史学发展的过程，藏文史籍的种类及其特点，藏文史籍的价值等问题。这两篇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西藏史学面貌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向中银的《试论彝族的重史传统》（《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4 期）、 《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则是作者就彝族这一古老民族在史学上的传统、 制度所作的初步探索。这些研究成果，为揭示不同民族的史学面貌、特点提供了重要启示。
    此外，方国瑜先生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耿世民先生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关于各民族历史文献如藏文史籍、西夏书契、满文档册考察等民族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以及各民族史料的汇编，不仅是民族史研究的必要史料，同时也为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资料。白寿彝先生主编的4卷本《回族人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1993 年出版）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而其在编纂思想与体例上的创新，于民族史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断代研究关于以历史上某一时期民族史学为对象的断代研究，受史学史学科整体研究状况的影响，在民族史学研究成果中居多数，情况也各异，兹分述如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史学走向多途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80年代后半期以来，研究者们对十六国史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吴振清撰文认为十六国史学是“上承魏、西晋史学发展之余绪，下启南北朝史学之繁荣的重要阶段”[2]； 薛莹则提出，中国史学上不断出现的官修史书，其源出自于十六国时期[3]。 谢继忠就五凉史学的官、私撰述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分析与探讨，认为它应在十六国史学中占有一定地位[4]；赵荧先后撰文， 对五凉史学发展的背景、成就及特点、影响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就其中有史迹可考的史家作了考察[5][6]。北魏作为此期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其史学亦开始得到有些研究者的重视。可以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认识，正在走向更为具体、深入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