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战争造就了治军人才。新中国成立后的10位元帅中有9位、10位大将中有7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军事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前被授予军衔的从少将到上将的将军中有588位都曾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战员，其中上将和中将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少将占全国的l／3。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548页。）。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不可磨灭。不仅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材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和共产党的执政也是无数先烈的鲜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没有党的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昨天，就没有党的辉煌成就历史的今天。
    三、对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几点看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在党的80年历史中虽然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对它的历史作用却长期存在不同看法。见仁见智，大体有三类观点。一是完全肯定，把它的创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在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左”倾路线的产物。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在每类观点中，认识的视角、把握的分寸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按其基本倾向性看，大体上是这么三类。
    怎样认识这样的不同观点呢？一方面，作为学术问题，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不必强求统一。事实上，学者们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研究方法，以及情感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使其学术观点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想统一也是统一不起来的。在历史已经进入到今天，也不应当再做那种强求一律的傻事。另一方面，既然是学术问题，也可以在学术权利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切磋、探讨和争鸣，以求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更为客观、更加全面、更接近真理性，因而也能为更多的研究者和读者所认同。基于此点，谈点个人看法。
    （一）研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复杂因素
    从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论来说，研究复杂的历史问题一定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前已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历史相当复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又是这段复杂历史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历史问题。对这个复杂历史问题的研究至少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破裂后的对抗冲突关系。1927年大革命后期，国民党的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对一直共同战斗的友善同盟者和坚决支持北伐革命的广大劳动者顿时反目为仇，进行血腥屠杀和疯狂镇压。共产党人被迫进行武装反抗，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在革命力量得到一定发展，革命形势有了一定好转的情况下，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用统一的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反抗反革命的国民党政权，更好地领导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不能不说是大革命以后国共两党你死我活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二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关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悍然占领中国东北，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地位转化。“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其中之一是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迅速发生变化，曾经脱离过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变立场，靠拢中国共产党。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的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对国民党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压力，极有利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抗日、打内战的反共政策不得人心。在这个事变之后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如果能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急剧变化，及时改变政策，缓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紧张关系，调整政权的性质，那么在政治上会更加主动。在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政策之前，要求共产党取消在这个事变前早已作出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问题，而是由国共两党双方关系的发展趋向来决定的。但是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将其性质和某些政策进行调整，这应当是可能的。但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却没有能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