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政治报告，并代表政治局起草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在报告和决议中，张闻天明确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以及发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任务。张闻天指出：中共和红军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注：《张闻天文集》（二），第46页。）
    抗战正式爆发后，为具体制定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纲领，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张闻天作报告，讨论中张又作长篇发言并在讨论后作结论。在报告和结论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方针。他指出：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抗战，“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总的方针是使政府的抗战发展为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我们要用全部的力量发动群众，拥护抗战，争取抗战胜利”。（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39页。）
    肯定地说，从长征到达陕北后提出“动员最广大的群众”“来开展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到洛川会议正式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方针，张闻天始终主持其事，把握正确方向，乃是这一方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
    抗战正式爆发后，是否坚持中共在政治、组织上的独立并坚持红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作战方针，这是关系中共和红军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又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共领导集团在讨论中曾多次出现分歧。作为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坚持对问题的清醒和长远的考虑，把握决策正确方向，同样也是这一方针最主要的制订者之一。抗战刚刚爆发，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即以“洛、毛”署名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红军作战须坚持下列两个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同日，在中共中央给南方游击区的指示中又提出“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50页。）8月18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示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强调“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3页注。）
    在洛川会议上，针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和出动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独立自主和从长考虑。他指出：“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面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干，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抗日是持久战，要保存我们力量”，并尽量扩大力量。出动问题“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再继续出兵”。（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40页。）
    1937年11月底，王明带着共产国际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斯大林要求中共应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的指示回到国内。（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3页。）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洛川会议精神提出多方批评。讨论中出现两种意见：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共产国际意见，毛泽东则在承认过去工作存在“错误”的同时，对洛川会议方针的必要性予以坚持和解释。张闻天在表示过去工作存在“缺点”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自西安事变以来，统一战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并获得很多成绩。”他肯定“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今后红军游击战还是主要的，有利条件下进行运动战”。（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第295页。）在会议“总的结论”中他又提出：“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77页。）在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发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创造根据地问题发言，进一步指出：“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促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八路军要展开起来，在各地起核心的作用，依靠军队来开辟根据地，即抗日战争中的据点。像晋察冀边区的那种形式的政府，其他各地也要发展，也要采取这一形式。”（注：《张闻天文集》（二），第389页。）
    由于张闻天、毛泽东等的坚持，王明意见在十二月会议上未能形成决议，其影响也受到有效抵制，保证了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和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张闻天在红军从内战到抗战战略转变过程中，主持运筹，驾驭全局，率领中共领袖集团推动了转变的最终完成，实现了红军的巨大发展，充分地发挥了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政治核心的领导作用，显然，正确认识和评价张闻天的这一作用，对于此一时期中国红军史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化，皆具重要意义。